梅尔先生离开了我，把他那双不能再修的靴拿到楼上去。我轻轻走到屋子的另一头，并打量我经过的一切。突然，我发现一张书桌上平放了一块纸板告示，上面用优美的字体写道“当心他！他咬人”。

我立刻爬到书桌上，生怕桌下面至少有一条大狗。可我慌张地向四处看却怎么也看不到它。我还在张望时，梅尔先生回了，他问我为什么爬到桌子上去。

“请你原谅，先生，”我说，“对不起，我在找那条狗。”

“狗？”他说，“什么狗？”

“这不是狗吗，先生？”

“什么不是狗？”

“那要人当心的，先生；那咬人的。”

“不，科波菲尔，”他严肃地说，“那不是狗，那是个学生。我奉命，科波菲尔，把这告示挂到你背上。我很抱歉，使你一开始就这样，可我只能这么做。”

他说着把我抱下来，把那专为我做的告示纸板系在我肩上，就像它是一个背包那样；打那以后，无论我走到哪儿，都得带着它。

没人能想象我为那告示板所遭的苦难。不管是否有人能看到我，我总觉得有人在看它。哪怕我转过身看到没什么人，我也不能放下心，因为无论我的背向着什么地方，我总认为有人在那里。那个支条木腿的狠心的人使我苦难更深。他有那权力；只要看到我靠着树，或围墙，或房子边，他就用那大嗓门从他的屋里往外吼：“咳，你这先生！你这科波菲尔！亮出那块告示板来，要不我就告发你！”操场是一个只铺了石子的院子，光秃秃的，正对着学校和勤杂房的背后，所以我知道工友看到它，肉店老板看到它，面包师傅看到了它。一句话，早上我奉命在那儿散步时，每一个到学校来的人，无论从哪儿来，都会看到它：要当心我，因为我咬人。我记得，我当时也开始怕我自己了，把自己当成一个真的咬人的野孩子。

操场上有个旧门，学生们有在门上刻自己姓名的传统。门上满是这种刻痕。我好怕他们在假期结束时会回来，所以我读着这些名字时就不能不想象这一位会用什么腔调又如何强调地读：“当心他！他咬人。”有一个学生——一个叫杰什么，姓斯梯福兹的——总把他的名字刻得很深，还刻了很多次；我相信他准会用有力的声音来读告示，然后就扯我的头发。还有一个学生，一个叫汤米·特拉德尔的，我怕他会拿这开玩笑，并装出很怕我的样子。第三个是乔治·邓普尔，我想象中他会把这告示当成歌来唱。我看着那扇门，像一个提心吊胆的小动物那样看着门，看到所有名字的主人都声称和我不往来，并用各自的口气大声叫：“当心他。他咬人！”梅尔先生说，当时学校有四十五个学生。

对着书桌和长凳，我这么想。我去自己的床上时，爬到床上后以及向其他空空的床铺看去时，我还是这么想。我得一个夜晚接一个夜晚地做梦，梦见我母亲像从前那样和我在一起，或梦见在皮果提先生家的聚会，或梦见坐在马车车厢外边的地方旅行，或梦见又和那个不幸的侍者朋友一起吃饭。无论是什么情形，都梦见人们瞪眼看我并尖叫，因为他们很不快活地发现我只穿了件小睡衣，还挂着那块告示板。

那单调的生活，还有那对开学的不断焦虑，真是令人痛苦得难以忍受！每天，我得和梅尔先生一起做很久的功课，由于没有默德斯通先生和小姐在一旁，我能不受什么指责就都做完。做功课之前和之后，我都散步——如前面说过的那样，在木头腿的人监视下散步。我记得多清楚逼真啊——学校那房子四周的潮气，院里裂开了的绿色石板，一个漏水的旧桶，还有那些变了色的狰狞树干，雨天里这些树比别的树更往下滴水，阳光下这些树比别的树透过的风要少。一点钟时，我们——梅尔先生和我——在一个长长的饭厅的一端吃饭，那饭厅里放满了松木桌，一股油腻的气味在饭厅里荡漾。然后我们再做功课，直到喝茶。喝茶时，梅尔先生用蓝茶杯喝，我用一只锡罐喝。整整一天里，梅尔先生就在教室里他那张单独摆在一边的书桌旁努力工作，用笔、墨水、尺子、账本和写字纸算上半年的账（据我所发现），直干到晚上七八点钟。晚上他收拾起那些东西后就拿出笛子来吹，一直吹到我几乎觉得他要把自己一点点吹进笛子最上面那个孔，然后从键上一点点漫出去。

我看到小小的我手支着头，坐在灯光幽暗的教室里，一面听梅尔先生吹奏，一面记诵第二天的功课。我看到我自己把书合上，仍然在听梅尔先生那哀切的吹奏，从笛声中我听到了家里往日的声音，听到了雅茅斯海滩上的刮风声，我感到伤感和孤独。我看到我自己走过那些没有人住的屋子去就寝，我坐在床边，因为听不到皮果提的安慰而哭泣。我看到我自己早晨走下楼，在楼梯旁窗子上一道阴森的破口处向外张望那挂在外层屋屋顶上的校钟，外层屋屋顶上还有一个风标；我好怕那钟叫杰·斯梯福兹和其他人上课的时刻会到。在我预先的种种忧虑中，那种时刻的可怕仅次于木腿人把生锈的大门打开让克里克尔先生进门的时刻。在这些种种场合中，我不能认为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但在这些场合中我得背着那块板发出同样的警告。

梅尔先生和我说得不多，但对我从不苛刻粗暴。我想，我们已经成了不交谈的朋友了。我忘了提到这点：他有时自言自语，冷笑，捏拳，咬牙，扯头发，那样子真是无法形容。可他就是有这么一些特别之处的人，开始也叫我好生害怕，可不久我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