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此刻才明白，我对女人没给过应有的评价。我发现自己虽不太多情，可到最近为止还从未离开过女人的氛围。妈妈和姐妹们一向在我身边，我总在设法逃避她们，因为她们总要关心我的健康，还要定期入侵我的安乐窝，烦得我要发疯。她们一来，我习惯的乱中有序便成序中有乱了。她们一走，我就抓瞎了，尽管看起来整齐美观得多。可现在，唉，她们在身边的那种感觉，她们衣裙的声音多动听呀!尽管那时我对她们要抓狂了。我相信我要是能回家的话，再不会发脾气了。她们早上、中午、晚上都可以给我吃药，给我看病，每一分钟都可以打扫、整理我的安乐窝。我只需靠在椅子上望着，感谢上帝给了我妈妈和好几个姐妹。

我深思着夜叉号这二十多号人的母亲到哪儿去了?我突感男子汉完全离开女人自己去闯天下是不妙的。粗野是其必然结果。我身边的这些人如有妻子、姐妹和女儿，那么，他们应该能亲切、温和、仁慈的。现在看来，他们全没结婚。在漫漫岁月里，谁也没有接触过好女人，或受到好女人的浸染、感化，改恶向善。他们没有平衡自己生活的东西。本质上属于野兽的雄性特征已畸形发展；而他们本性的另一面，人性的精神，则发育受阻——实际上退化了。

他们是一群单身汉，彼此粗野地摩擦着，相互折磨得迟钝麻木了。我有时觉得他们好像从来没有过母亲；是一类半人半兽；一个单独的种族，没有“性”这个东西；就像海龟一样，是太阳孵化出来的，或者是以某种隐秘方式获得生命的。他们一生都在残暴里行动，生得可怕，死得恐怖。

这个新想法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昨夜，我跟约翰森交谈——那是他首次赏脸跟我说些闲话。他十八岁离开瑞典，现在三十八岁，其间没回过一次家。几年前，他在智利的一家水手公寓遇见过一个同乡，听说他的母亲还健在。

“现在，她是个老太婆了。”他说，默默地望着罗盘针盒子，又狠狠地瞪了哈里森一眼。哈里森已偏离航线一个方位。

“最后给她写信是何时?”

他默算着，嘴里念了出来：“八一年，不，八二年，是吗?不——是八三年?是的，八三年。十年前了。在马达加斯加一个小海港寄的。我在那儿干活儿。

“你看，”他说下去，好像在对地球另一边、被忽略了的母亲说着，“我每年都想回乡，因此，写信有何用呢?再等一年就行了。可每年都有麻烦，回不去。现在我做大副了，到旧金山领了酬金——说不定能拿到五百块，就上一只船干活，绕过合恩角到利物浦，多赚点钱；再从那儿买票回家。那时，她就不用再做事了。”

“那么她还做事吗?现在?她多大年龄了?”

“七十了吧。”他回答，然后声称，“在我们国家，人一生下来就干活，一直干到死。因此我们都长寿。我会活到一百岁的。”

这次谈话，我永难忘怀。这大约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话。我要到舱房去睡觉时，觉得下面太闷(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夜晚，我们已离开了贸易风，夜叉号前进的速度只有每小时一海里)，便夹了毯子和枕头到甲板上睡觉。

在我从哈里森和固定在舱房顶上的罗盘针箱之间经过时，发现他已偏离了足足三个方位。我以为他在打瞌睡，怕他挨骂或者更糟，便提醒他，可他并没打瞌睡，眼睛瞪得老大，似乎心里正充满惊涛骇浪，口不能言。

“怎么回事?”我问，“你病了吗?”

他摇摇头，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又好像猛醒过来，闭上嘴。

“你最好把航线拨正。”我批评他。

他往回倒打了几把。我观察到罗盘卡慢慢转到了西北偏北，轻摇了几下，不动了。

我重新夹好我的卧具，打算往前走。这时，一个东西闯进我的眼里。我盯着船尾的栏杆。一只湿漉漉的巨手正在抓栏杆。第二只巨手也从旁边的黑暗里露了出来。我一看，吓呆了。是海怪从夜海里爬上来了?我看见那东西(不管是什么)在抓住测速器绳往上爬。一个头显露出来，湿淋淋的黑发。然后出现海狼的眼和脸，不会认错的。他右脸血红，是头上伤口流下的血染的。

他迅速一发力，翻身，上船，站稳；同时飞快打量舵边的人，好像要弄清是谁，是否要提防。海水从他身上流下，汩汩之声隐约可闻，引起我的注意。他向我走来，我忍不住退缩，他眼里射出死亡之光。

“没事，书呆子，”他低声说，“大副在哪儿?”

我摇摇头。

“约翰森!”他轻轻地叫喊，“约翰森!”

“他到哪儿去了?”他问哈里森。

那年轻人好像镇定下来，因为他回答得很平静，“我不清楚，老板。刚才还看见他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