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女性之从属地位

中国人之轻视女性的地位，一若出自天性。他们从未给予妇女以应得之权利，自古已然。阴阳二元的基本观念，始出于《易经》，此书为中国尚古典籍之一，后经孔子为之润饰而流传于后世者。尊敬妇女，爱护女性，本为上古蛮荒时代图顿民族之特性，这种特性在中国早期历史上，付之阙如，即如《诗经》所收“国风”时代的歌谣中，已有男女不平等待遇之发见，因为《诗经》“小雅”上记载得很明白：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积唬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无父母贻罹。

（这首歌谣的年代至少早于孔子数百年）

但彼时妇女尚未降至臣属地位，束缚妇女之思想，实肇端于文明发达之后。妇女被束缚的程度，实随着孔子学说之进展而与日俱深。

原始社会制度本来是母系社会，这一点颇值得吾人的注意，因为这种精神的遗痕，至今犹留存于中国的妇女型格中。中国妇女在其体质上，一般地说，是优于男性的，故虽在孔教家庭中，吾人仍可见妇女操权的事实。这种妇女操权的痕迹，在周代已可明见，盖彼时一般人之族性，系取自妇人之名字，而个人之名字系所以表明其出生之地点或所居之官职者。通观《诗经》中所收之“国风”，吾人殊未见女人有任何退让隐避之痕迹。女子选择匹偶之自由，如今日犹通行于广西南部生番社会者，古时亦必极为流行，这种方法是天真而自由的，《诗经》“郑风”上说：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子不我思，岂无他士，

狂童之狂也且！

这首诗的意思，表现得何等活泼，何等坦直而明显。《诗经》中还有许多女子偕恋人私奔的例证，婚姻制度当时并未成为女性的严重束缚若后代然者。两性关系在孔子时代其情景大类罗马衰落时期，尤以上层阶级之风气为然。人伦的悖乱，如儿子与后母的私通，公公与媳妇的和奸，自己的夫人送嫁给邻国的国王，佯托替儿子娶媳妇之名而自行强占，以及卿相的与王后通奸，种种放荡卑污行为，见之《左传》之记载，不一而足。女人，在中国永远是实际上操有权力的，在那时尤为得势，魏国的王后甚至可令魏王尽召国内的美男子，聚之宫中。离婚又至为轻易，而离婚者不禁重嫁娶。妇女贞操的崇拜，并未变成男子的固定理想。

后来孔教学说出世，始萌女性须行蛰伏的意识；隔别男女两性的所谓礼教乃为孔门信徒所迅速地推行，其限制之严，甚至使已嫁姊妹不得与兄弟同桌而食，这种限制，载于《礼记》。《礼记》上所明定的种种仪式，实际上究能奉行至若何程度，殊未易言，从孔氏学说之整个社会哲学观之，此隐隔女性的意义，固易于＝狻？资涎说竭力主张严格判别尊卑的社会；它主张服从，主张承认家庭权力等于国家政治上的权力，主张男子治外女子治内的分工合作，它鼓励温柔的女性型的妇女。不消说自必教导这样的妇德像娴静、从顺、温雅、清洁、勤俭以及烹饪缝纫的专精，尊敬丈夫之父母，友爱丈夫之兄弟，对待丈夫的朋友之彬彬有礼，以及其他从男子的观点上认为必要的德性。这样的道德上的训诫既没有过甚的错误，更由于经济地位的依赖性与其爱好社会习俗的特性，女子遂予以同意而接受此等教训。或许女人的原意，是想做好人，或许她们的本意初在取悦于男子。

儒家学者觉得这种分别对于社会的和谐上是必要的，他们的这种见解也许很相近于真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给予为妻子者以与丈夫平等的身份，不过比较上其地位略形逊色，但仍不失为平等的内助。有如道教象征阴阳之二仪，彼此互为补充。在家庭中，它所给予为母亲者之地位，亦颇崇高。依孔教精神的最精确底见解，男女的分别，并不能解作从属关系，却适为两性关系的调整而使之和谐，那些善于驾驭丈夫的女人倒觉得男女这样的分配法，适为女子操权的最犀利的武器；而那些无力控驭丈夫的女人，则懦弱不足以提出男女平权的要求。

这是孔教学说在未受后代男性学者影响以前对待妇女及其社会地位之态度。它并未有像后世学者态度的那种怪癖而自私的观念，但其女性低劣的基本意识却是种下了根苗。有一劣迹昭彰的例子可引为证明，即丈夫为妻子服丧只消一年，而妻子为丈夫服丧却要三年。又似通常子女为父母服丧为三年，至已嫁女子倘其公公（丈夫的父亲）犹健在，则为生身父母服丧只一年。典型的妇女德性如服从、贞节，经汉代刘向著为定则，使成为一种女性伦理的近乎不易的法典。——此伦理观念与男子的伦理大不相同。至若《女诫》的女著作家班昭竭力辩护女子的三从四德。所谓三从，即女子未嫁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最后一条，当然始终未能实行，盖缘孔教的家庭制度中，母性身份颇为高贵也。当汉代之际，妇女为殉贞节而死，已受建立牌坊或官府表题之褒扬，但妇女仍能再嫁，不受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