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为文（即《谈理想教育》）主张一个学生的学问好坏，与注册部毫无关系。学问怎样坏，注册部也无方法断定他是不及格；学问怎样好，注册部也无法断定他是学成毕业。至于心理学七十八分，英国历史六十三分，更加是想不出什么意义。有人认为这是疯狂。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但记得志摩这样说过：他在美国 Clark大学跟人家夹书包，上课室，听演讲，规规矩矩念了几年，肚子里还是个闷葫芦，直到了他到剑桥，同朋友吸烟谈学，混一年半载，书才算读“通”了。试问书读“通也未”，注册部有权过问，有方法衡量吗？须知大学之所以非有注册部不可，是因为大家要向大学拿文凭，大学为保全招牌信用起见，不得不将一人之心理学定为七十八分，英国历史定为六十三分。然而六十三分七十八分为一事，读书通不通，又是一事。结果，把一班良莠不齐的人，放在一堂，由先生指定星期四，九时心理学念到第二百八十六页第十三行，十时法文念到第七十六页第八行，迟钝者固然赶得喘气，聪明者也只好踏步走。牺牲了高材生以就下愚，这是通常大学教育最冤枉的一件事。牛津大学态度不同，庸才求学，牛津也送他一张文凭，贤才求学，牛津也送他一张文凭（其中要“及格学位”pass degree或是要“优等学位”honours degree都各听其便），不过不叫贤才去等庸才踏步走，使他有尽量发挥的机会。李格有一段精彩的话说：

我所以仰慕牛津的重要理由，就是这个地方，还未受了一种衡量“成绩”的风气，未沾染上驰骛于看得见，可以示人的“能率”的热狂。牛津大学整个制度，是叫贤才占便宜，而让凡庸愚钝者自己去胡闹。对于愚钝的学生，经过相当时期，牛津大学也给一个学位，这个学位的意义，不过表明他吸过牛津的空气而未坐狱。社会对于多数的学生也只能期望如此而已。但是对于有天才的学生，牛津却给他很好的机会。也无须踏着步等待最后的一只跛足羊跳过篱笆，他无须等待别人，他可以随意所之，向前发展，不受牵制。如果他有超凡的才调，他的导师对他特别注意，就向他一直冒烟，冒到他的天才出火。

（五）

我在牛津看见一位很美丽的红衣女子。这女子据我看来是天下第一美人。也许是因为那天下午天气太好，也许是因为我自己精神太兴奋所致，也许是因为牛津的屁也香的缘故。我们的论断都是受情感作用的。但是身居其境，确有如此感觉，虽明知主观作用，也无可如何。

牛津向来是不收女生的。不知是不是海禁既开，受了中国的影响，听说中国已经男女同学，自觉惭愧，急起直追，所以于最近也居然许女生入学了。但是仍然没有实行男女同学的勇气，女子另外立学院，替她们安排，夜里到了几点，大门仍旧关起来。牛津女子学院共有四个，为什么四个，也找不出理由。记得一个叫做圣柔利，一个叫做玛加列。因为我有三个女孩，所以也特别参观一下。红衣女郎说她们生活很好，规矩也不太严也不太宽，总之就是合乎英国绅士中庸之道。但是言词之中，每每羡慕男生宿舍比她们好，机会比她们好。男生所住的是摩得伦僧院，她们只能住新式的洋房。她说剑桥的女生比她们自由，因为剑桥的女生还是自居化外，不能拿文凭，无论怎样勤读，剑桥总是不算她们是大学中人。因此剑桥大学也不得不让她们自由了。我看玛加利学院的楼舍比不上圣玛利亚（中国），圣柔利的楼舍也比不上中西女塾（中国）。但是我仍不准备把女孩送入玛利或中西。

（六）

我曾在一个学院（耶稣学院）吃过饭。饭厅饭桌，还是沿用中世纪僧院的形式。上头坐着本院教员。下头学生围着一条长桌，坐在长条板凳。墙壁上挂着也不知是十七世纪或十八世纪的油画，画中人物都是本院出色的人物。他们的眼睛下看这些学子，好像在保佑他们，同时在勖励他们上进，无愧为耶稣学院的学生。吃饭时也许有许多传统的规矩，譬如不许提到女人名字，是不是僧院的遗风，就无从考证了。听说有学生席上偶然提维多利亚及伊利沙伯女王的名字，也照例受罚了。席后照例传饮“爱之杯”，这就是中世纪僧院之遗风无疑。“爱之杯”是一大杯，盛一种薄酒，传饮之时，也有许多规矩，犯了也要受罚。听说古时礼节，凡举杯饮酒之人，其在右之人必须起立。这起立是有重大意义的，是要保护饮酒之人，提防在他举杯之际，有人从他背后砍他脑袋。其用意与西人握手，表示并无执剑，免冠（古时免盔之变相表示）表示并不敌视你之意相同。但是到底杯只有一个，大家传饮，唾沫留在杯口是不能免的事，因为我是客，他们不叫我饮，我也甚觉快乐。于是我又感觉牛津之卫生，也远不如暨南、复旦。但是如果我有儿子，仍旧不准备送入复旦或暨南。

综括以上，使我得一种感觉。英人之重传统远在华人之上。这也许是英国所以为伟大，也就是牛津之所以伟大缘故。牛津太不会迎合世界潮流了。因为他不迎合潮流，所以五百年间，相沿而下，仍旧能保全他的个性，在极不合理之状态中，仍然不失其为一国最高的学府，一个思想之中心，所以“牛津学生走路宛如天地间惟我独尊”，这种精神求之于中国，惟有康有为、辜鸿铭二人而已。革命的人革命，反革命的人反革命，大家不要投机，观察风势，中国自会进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