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上因为谈“偏见”之重要，及人之不可无偏见夹叙些不相干的话，实则因为要有强毅贯澈偏见的人并非易易，但是同时我们要承认惟有偏见乃是我们个人所有的思想，别的都是一些贩卖，借光，挪用的东西。凡人只要能把自己的偏见充分的诚意的表示都是有价值，且其价值必远在以调和折中为能事的报纸之上。所以我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体，《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绝对要打破“学者尊严”的脸孔，因为我们相信真理是第一，学者尊严不尊严是不相干的事。即以骂人一端而论，只要讲题目对象有没有该骂的性质，不必问骂者尊严不尊严，等要派代表赴赛会时再挑一位尊严学者不迟。数月前曾经拜读某名流批评近来论坛的肤浅鄙薄或者就是指没有学者态度而言。个人觉得学者态度与“绝不生气”的中庸主义是分不清楚的。

Taine曾经问得好，倘是我们发现吾侪同类中有一条“鳄鱼”（此乃Taine的“鳄鱼”，广义的，非吴稚晖的“鳄鱼”，狭义的），历史家的责任是不是要单取学者科学的态度来充分描写颂扬他，还是要不要下一个评判，要不要骂他？个人以为骂人不骂人全在其人：（一）有没有感觉非骂不可的神感，（二）敢不敢骂。因为大家公认，骂本有相当的用处，世界绝没有人不承认奸臣是该骂的，或者不承认背义弃信的朋友，不贞之妇，不孝之子是该骂的，但是我们觉得骂不贞操的思想家似乎比骂不贞操的妇女更加重要，所以惟一的问题是该骂之范围与定义而已。有人觉得段祺瑞、章士钊该骂，有的便觉得他们情有可原。此见仁见智，本不能相迫。若以为章士钊很好，段祺瑞很好，也就让他很好。大概所以不骂的人，原因都是因为他们觉得样样都很好很满意的。我前曾经同一位留学生谈话，那时在曹锟时代，因顺便讲到我们还得革命一次，忽然把他吓得非同小可，这回同他又谈到段祺瑞，说起一些不敬的话，也弄得他不大肯回答我。所以骂与不骂全在其人，愈有锐敏的思想的人，他以为该骂的对象愈多，有感到骂人的神感的人，自然也同时感到骂人的神圣。自有史以来，有重要影响于思想界的人都有骂人的本能及感觉其神圣，当耶稣大闹耶路撒冷圣殿怒鞭兑换商时，简直与鲁智深大闹瓦官寿一样，并没有什么学者态度可言。所以尼采不得不骂现代欧人，萧伯纳不得不骂英人，鲁迅不得不骂东方文明，这都是因为其感觉之锐敏迥异常人所致，所以骂人之重要及难能可贵也就不用说了。若有人以为吴稚晖骂章士钊便是失了学者尊严，吴稚晖只能回答：谁要你的野蛮学者的尊严！这也是可与以上所说偏见之重要的话联合起来，凡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多少要涉及骂人。我们若读过H.G.Wells，Shaw，Mark Twain骂人的文章也就知道骂人之难能可贵，他们那种怒气做来的文章，读起来真可使我们生起勇气，并不像学者所做无人气的文章一样。所以我说，骂人本无妨，只要骂的妙。何况以功能言之，有艺术的骂比无生气的批评效力大得多。即以文学革命而言，虽然是胡适之平心静气理论之功，也未始非陈独秀“四十二生的大炮”及钱玄同谩骂“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以与十八妖魔宣战之力。由是观之，骂人之不可以已明矣。

（四）

所以说第一只是没有感觉骂人之必要，第二是不敢骂人，这两种是不骂人之真因，与学者态度无涉，除非学者都是一些甄无畏、蒋士都先生，所以要骂不骂似在于人，只要骂的有艺术。此外于《语丝》并不应有何条件限制。再有一件就是岂明所谓“费厄泼赖”。此种“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的条件，能骂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即使仪哥儿。我们一闻他有了痨病，倘有《语丝》的朋友要写一封公开的信慰问他，我也是很赞成的。大概中国人的“忠厚”就略有费厄泼赖之意，惟费厄泼赖决不能以“忠厚”二字了结他。此种健全的作战精神，是“人”应有的，大概是健全民族的一种天然现象。不可不积极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