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发表于《语丝》第57期（1925年1月14日），作者结集时作了更改。

岂明先生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一文中说起《语丝》的缘起，并把《语丝》的特色精神表白的剀切详尽，使一班读者借此可以明白《语丝》的性质，并且使《语丝》自己的朋友也自己知道《语丝》之所以为贵。这虽然有点似乎自夸，但是总比以何种目标，何种“使命”自豪的机关报胜一筹，因为《语丝》始终就没有什么“使命”。《语丝》只是（如岂明先生所说）“我们这一班不伦不类的人借此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与思想的东西”。所以有时忽而谈《生活之艺术》，有时忽而谈“女子心理”，忽又谈到孙中山主义，忽又谈到胡须与牙齿，各人要说什么便说什么。但是他的宝贵就在这一点。“办一个小小周刊，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要表白得比岂明的话更确当实在不容易，除非我还可以补一句，就是“甚至于不用自己的钱”，这一点并不十分容易，若是合以上二条观之。但是那篇里头还有几句话很可以值得注意，很有意味的——“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惟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或如洋绅士所高唱的所谓‘费厄泼赖’（fair play）”。这句话引起我一些意思，不妨来插说几句，或者也不仅以关于《语丝》的文体为限。

（一）

“不说别人的话”即有“诚意”，这一样就不容易，我想凡能与此条件相符的，有真正诚意的人，他的言论都是有益于世，即使其人的思想十分的“璧”，我个人还是相信其有益。也许有人以为若江亢虎、章士钊一流人如此其“琛比绱似洹暗”蔑以加矣的复辟崇孔一类的思想，即使加以“诚意”条件，难道还是有益吗？但是一细想，这问题又未免太理想了。章士钊、江亢虎之流根本就没有所谓思想，更提不到思想之诚意不诚意。昨天在英文《导报》发见江亢虎对西洋绅士讲《书经》，初看时未免惊异，但是以为学术原与政见无关，江参政于复辟之余未尝不可以随便讲学，后来一拜读，什么二帝三王之德政咯，尧舜政治为世界最古之民主政治咯，《书经》的文是最好的文范咯，“文明”即“文学之明”咯，“文以载道”咯都来了，甚至于今古文篇数且分不清楚，于是乃恍然大悟政治思想不清的人要叫他于学术有清晰的思想“压根儿”（借用玄同语）就没有这回事。思想不清的人，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想，自然没有所谓“诚意”，自然不会“不说别人的话”。至于思想本非不清的人，却仍旧可以乏诚意，这是我们所谓“文妖”。近来观察一些名流的议论，有文存的及无文存的，使我渐渐越发相信吴稚晖的《野蛮文学论》。尽管你的笔墨如何高明，尽管你的文存文集如何风行一时，尽管你什么主义唱的高入云际，一察其人的行径，又是其文足道，其人不足观（惭愧的很，我就是曾经佩服过《甲寅》文字的一个人）这就是其文章未尝包藏着诚意的思想——此非野蛮文学而何？何况徒以文字行一时者岂独《甲寅》一家而已！

（二）

野蛮文学而外，还有一种思想的蟊贼根本不能“不说别人的话”的，就是一种自号为中和稳健，主持公论的报纸。世界上本没有“公论”这样东西，凡是诚意的思想，只要是自己的，都是偏论，“偏见”。若怕讲偏见的人，我们可以决定那人的思想没有可研究的价值；没有“偏见”的人也就根本没有同我们谈话的资格。因为他所谈的“公论”都是一种他人的议论调和而成的，“甲方固然有几分是处，乙方又何尝绝无理由。”其实这种人又何必出来说话，除非以为既身居于文人学子之列不能不照例出来说几句，完全为面子关系，所谓“中和”者以此，所谓“稳健”者亦以此。并没有什么希奇。我们每每看这种人及这种报的自号中和，实益以见其肉麻，惟有加以思想之蟊贼的尊号，处之与“耗子、痨虫、鳄鱼”同列而已。因为我们宁愿看张勋的复辟，而不愿看段祺瑞之誓师马厂，宁愿见金梁的阴谋奏摺，而不愿闻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宣传，宁愿与安福系空拳奋斗而不愿打研究系的嘴巴，于政治如此，于思想界亦如此。因为最可怕的就是这种稳健派的议论，他们自身既无贯澈诚意的主张，又能观望形势与世推移，在两方面主张之中谋保其独立的存在，“年年姐姐十八岁”其实只是思想之蟊贼而已。因为虎狼猛兽我们可以扑灭，蟊贼、狐狸、耗子、痨虫我们却是无法提防。所以张勋可以一蹶不振，段祺瑞却反要变为民国功人，安福派可一攻则破，而研究系却仍旧可以把握政权。我们听张勋的大谈复辟尚觉得其有些人气，若说段祺瑞，张起捧张，冯起捧冯，忽而命孙督苏忽而命郭督奉的执政府，实在无聊已极无话可说，简直与苏、扬妓女的倚门卖笑伎俩无异，分不出谁是娼妇谁是政府。其实政界如此，言论界亦如此，野鸡生涯实不限于野鸡也。我们听折中稳健派的谈复古，还不觉得怎么样，因为他们本不足惜，若是听他们也来讲革命二字却免不了要不胜肉麻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