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我终于投笔之前，把我的老伴——和我共同生活了五十六年的吴文藻这个人，写了出来，这就是我此生文字生涯中最后要做的一件事，因为这是别人不一定会做，而且是做不完全的。

　　这篇文章，我开过无数次的头，每次都是情感潮涌，思绪万千，不知从哪里说起！最后我决定要稳静地简单地来述说我们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共同度过的、和当时全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的“平凡”生活。

　　今年一月十七大雾之晨，我为《婚姻与家庭》杂志写了一篇稿子，题目就是《论婚姻与家庭》。我说：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有了健全的细胞，才会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乃至一个健全的国家。

　　家庭首先由夫妻两人组成。

　　夫妻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密切最长久的一种。

　　夫妻关系是婚姻关系，而没有恋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恋爱不应该只感情地注意到“才”和“貌”，而应该理智地注意到双方的“志同道合”（这“志”和“道”包括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等等），然后是“情投意合”（这“情”和“意”包括生活习惯和爱好等等）。

　　在不太短的时间考验以后，才能考虑到组织家庭。

　　一个家庭对社会对国家要负起一个健康细胞的责任，因为在它周围还有千千万万个细胞。

　　一个家庭要长久地生活在双方人际关系之中，不但要抚养自己的儿女，还要奉养双方的父母，而且还要亲切和睦地处在双方的亲、友、师、生之中。

　　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更亲密的灵肉合一的爱情的开始。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智慧的结晶。

　　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岖的多。

　　在平坦的道路上，携手同行的时候，周周有和暖的春风，头上有明净的秋月。两颗心充分地享受着宁静柔畅的“琴瑟和鸣”的音乐。

　　在坎坷的路上，扶掖而行的时候，要坚忍地咽下各自的冤抑和痛苦，在荆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

　　有着忠贞而精诚的爱情在维护着，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人为的“划清界线”，什么离异出走，不会有家破人亡，也不会教育出那种因偏激、怪僻、不平、愤怒而破坏社会秩序的儿女。

　　人生的道路上，不但有“家难”，而且有“国忧”，也还有世界大战以及星球大战。

　　但是由健康美满的恋爱和婚姻组成的千千万万的家庭，就能勇敢无畏地面对这一切！

　　我接受写《论婚姻与家庭》这个任务，正是在我沉浸于怀念文藻的情绪之中的时候。我似乎没有经过构思，提起笔来就自然流畅地写了下去。意尽停笔，从头一看，似乎写出了我们自己一生共同的理想、愿望和努力的实践，写出了我现在的这篇文章的骨架！

　　以下我力求简练，只记下我们生活中一些有意义和有趣的值得写下的一些平凡琐事吧。

　　话还得从我们的萍水相逢说起。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七日，美国邮船杰克逊号，从上海启程直达美国西岸的西雅图。这一次船上的中国学生把船上的头等舱位住满了。其中光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学生就有一百多名，因此在横渡太平洋两星期的光阴，和在国内上大学的情况差不多，不同的就是没有课堂生活，而且多认识了一些朋友。

　　我在贝满中学时的同学吴梅——已先期自费赴美——写信让我在这次船上找她的弟弟、清华学生——吴卓。我到船上的第二天，就请我的同学许地山去找吴卓，结果他把吴文藻带来了。问起名字才知道找错了人！那时我们几个燕大的同学正在玩丢沙袋的游戏，就也请他加入。以后就倚在船栏上看海闲谈。

　　我问他到美国想学什么？他说想学社会学。他也问我，我说我自然想学文学，想选修一些英国十九世纪诗人的功课。他就列举几本著名的英美评论家评论拜伦和雪莱的书，问我看过没有？我却都没有看过。他说：“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他的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我从来还没有听见过这样的逆耳的忠言。我在出国前已经开始写作，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都已经出版。这次在船上，经过介绍而认识的朋友，一般都是客气地说“久仰、久仰”，像他这样首次见面，就肯这样坦率地进言，使我悚然地把他作为我的第一个诤友、畏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