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到第一位教授和他的四十名学生在这里工作。他在研究如何运用实际而机械的操作方法来改善人的思辨知识，如果用他的方法，就是最无知的人，也可以不借助于任何天才或学问，写出关于哲学、诗歌、政治、法律、数学和神学的书来。接着他领我走到了架子前，架子的四边都一排排站着他的学生。这架子二十英尺见方，放在房子的正中间。它的表面是由许多木块构成的，每一块大约有骰子那么大。这些木块全都用细绳连在一起，每一方块的面上都糊着一张纸，纸上写满了他们语言中所有的单词及其不同的语态、时态和变格，不过没有任何次序。教授现在要准备开动机器了。一声令下，学生们各抓住了一个铁把手。原来架子的四边装有四十个把手，每个学生转动一个把手，单词的布局就全部改变了。然后他又吩咐三十六个学生轻声念出架子上出现的文字，只要有三四个词连起来可以凑成一个句子，他们就念给剩下的四名做抄写员的学生听，由他们记录下来。这一工作要重复做三四次。由于机器构造巧妙，每转动一次，木方块就彻底翻个身，上面的文字也就会换到其他位置。

这些年轻的学生一天把六个小时花在这项劳动上。教授把几卷对开的书拿给我看，里边已经收集了不少支离破碎的句子，他打算把它们全都拼凑到一起，用这丰富的材料，编撰一部包括所有文化和科学门类的全书贡献给这个世界。不过，要是公众能筹一笔资金在拉格多制造五百个这样的架子来从事这项工作，那么这项工作将加速完成。

他还对我说，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就一门心思全都用到这发明上来了。他已经把所有的词汇都写到了架子上，并极其精确地计算过书中出现的虚词、名词和动词与其他词类的一般比例。

我又向他保证，要是我有幸还能回到祖国去，我一定会说他是这架神奇机器的唯一的发明者。我还请求他准许我把这机器形状和构造描画到纸上。

接着我们来到了语言学校。三位教授正坐在那儿讨论如何改进本国的语言。

第一项计划是简化言辞，将多音节词缩成单音词节，省去动词和分词，因为一切可以想象到的东西事实上全是名词。另一项计划无论什么词汇，一概废除。他们认为我们每说一个词，或多或少会对肺部有所侵蚀，这样也就缩短了我们的寿命。他们提出了一个补救的办法：大家在谈到具体事情的时候，把表示那具体事情所需的东西带在身边，不是更方便吗？本来这一发明肯定早就实现了，可是妇女们联合了俗人和文盲，要求像他们的祖先那样能有用嘴说话，否则他们就要起来造反。不过，许多最有学问最有智慧的人还是坚持这种以物示意的新方法。但是，如果一个人要办的事很大，种类又很多，那他就必须将一大捆东西背在身上，除非他有钱，能雇上一两个身强力壮的佣人随侍左右。我就常常看到有两位大学问家，背上的负荷压得他们腰都快断了。如果他们在街上相遇，就会把背上的东西放下来，然后打开背包，在一起谈上个把钟头，再收起各自的东西，互相帮忙将负荷重新背上，然后分手道别。

这种发明还有一大优点：它可以作为所有文明国家都能通晓的一种世界性语言，因为每个国家的货物和器具，一般说来都是相同或是相似的，所以它们的用途也就很容易明白。这样，驻外大使们就是对别国的语言一窍不通，仍然有条件同它们的君王或大臣打交道。

我还到了数学学校，那里的先生用一种我们欧洲人很难想象的方法教他们的学生。命题和证明都用头皮一样颜色的墨水清清楚楚地写在一块薄而脆的饼干上。这饼干学生得空腹吞食下去，以后三天，除面包和水之外什么都不准吃。饼干消化之后，那颜色就会带着命题走进脑子。不过到现在为止还不见有什么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墨水的成分有错误，另一方面也因为小孩子们顽劣不驯，这么大的药片吃下去总觉得太恶心，所以常常是偷偷地跑到一边，不等药性发作，就朝天把它吐了出来。他们也不听劝告，不愿像处方上要求的那样等待那么长时间不吃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