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类笑话的历史极为悠久。据史料记载，西汉东方朔等人经常给汉武帝及王侯将相讲笑话，应该算是政治笑话的雏形，不过他们的“善为言笑”之举多是向治国当政者进行规谏。然而随着封建社会逐步走向没落，社会现实愈加黑暗，政治笑话中的劝谏色彩日渐消退，而嘲弄讥讽的成分愈来愈重。编者程世爵身处清朝末年这个风雨如晦的时代，看到腐败的官场中形形色色的贪官污吏，遂以笑言为武器，借游戏之笔以讽世。此类笑话在程本《笑林广记》中约有四十余篇，数量虽然不多，但却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其中许多作品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行为和丑恶嘴脸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嘲笑，具有鲜明的爱憎和一定的思想意义。较为典型的是其中有十余则笑话的题目中皆带有“嘲”字，点明是嘲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嘲候补》、《选补并嘲》、《嘲候补道》等，这几则笑话或比喻、或说理，引经据典，穷形尽相，使候补道官员贪婪的丑态跃然纸上。在这一点上，《笑林广记》完全可以和揭露官场腐败的《官场现形记》相媲美。

宗教类的笑话是比较独特的一类。对僧道的讥讽是笑话的一个传统，在另一部以《笑林广记》之名传世的笑话集中，编纂者游戏主人就专门辟出一卷——僧道部，来描摹僧道的丑态，并加以鞭挞。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特别是明清两朝，佛教、道教以及其它宗教派别日益显现出世俗化的倾向，且已呈现窳败之象。一定的社会现象必然会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作为俗文学的一种，笑话也和小说戏曲一样，反映出当时宗教的这一特点。但是在小说戏曲中，作家采取人道主义立场，对僧道持宽容、谅解态度。而《笑林广记》中凡涉及于此皆是一味地讥刺，丝毫不留余地。《和尚抱鼓》里的老和尚告诫弟子要严守色戒，令众人打坐时每人怀抱小鼓，鼓响则心动。见到女香客时，“众和尚怀中鼓次第而响”，“唯有老和尚寂然不动”，众人敬佩之余，一看其鼓已破。通过一个反转，作品将一群道貌岸然的僧侣刻画得入木三分，讽刺的锋芒直中要害。需要指出的是，在程氏《笑林广记》中宗教还包括儒家，它对儒释道都进行了嘲讽。《僧入鱼腹》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文中以一个妇人之口吻将腐儒、和尚、道士的可笑之处展现得淋漓尽致，语言虽略显粗鄙，读来倒也大快人心。

世情笑话是数量最多的一类，在《笑林广记》中占了十之七八。这里的"世情"，指的是平民社会中的人情世故，这部分作品涵盖了世俗生活的各个方面--家庭生活、社会风貌等，批判了人性中的卑劣之处和社会中各种不良风气，如懒惰、吝啬、惧内、行贿......，可以说是人生世相百态，尽在其中。例如书中有不少反映私塾先生与东家之间的关系的笑话，其中大多表现了东家的吝啬和私塾先生与之作针锋相对斗争的机智。《萝卜对》是比较生动的一则，一直流传至今，许多文学影视作品中都曾化用。类似的篇章还有《筍炒肉》、《赖节礼》等。而那些表现生活哲理的笑话往往同时也是寓言，常常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而作的，可以看成是某种哲理的形象化的解释。但它们与一般的寓言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能引人发笑。这些寓言式的作品之所以又是很好的笑话，是因为它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同一种表现手法，即把违背客观规律的、愚蠢的行为采用夸张的、生动形象而又十分直观的方式展现在读者面前。

书中大部分作品抓住了生活中某些丑恶现象，深入揭露，一针见血。刻画人物大多运用夸张手法，文字简练生动，语言锋利但不乏风趣幽默，结构精巧，具有很强的喜剧效果，这不得不归功于十分娴熟的表现手法，即充溢其中的夸张、幽默、滑稽与诙谐等元素。

夸张是笑话中最常见的艺术手法。许多作品展现的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而且似乎十分普通的事情。这些事情由于见得太多，又太平常，可能多数人并没有注意到其中可笑的地方。但是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和夸张描述，使之更为典型，其中的笑料就一下子突现出来。最典型的莫过于《懒妇》，此则笑话寥寥数语，以夸张的笔法勾勒出一个好吃懒做的妇人形象，叫人忍俊不禁。这种笑话往往看上去平平淡淡，欣赏起来却很耐人寻味。

“幽默”一词，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出现，《楚辞·九章·怀沙》 有“兮杳杳，孔静幽默”之句，但是这里的“幽默”一词，乃清静无声之意，与我们所谈的不是一回事。作为现代意义的“幽默”，是舶来品，由林语堂据英文单词hum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