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劳乌德的第一个季度似乎有一个时代那么长，而且还不是黄金时代。它包含了我在使自己适应新的制度、新的事物的过程中所做的艰苦卓绝、令人生厌的斗争。我害怕在这些方面受挫，这比起命中注定要受的身体上的苦难来说更让我感到烦恼，尽管身体上的苦难也不是轻松的小事。

在整个一月、二月和三月的部分时间里，厚厚的积雪以及积雪融化后几乎不能通行的道路使我们除了到教堂以外无法迈出学校一步。但是在这个范围内，我们每天还是得在户外度过一个小时。我们的衣着不足以抵御寒冷，我们没有靴子，雪飘进鞋子，在鞋里融化，我们没戴手套的双手冻僵了，上面满是冻疮，脚也是这样。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由于脚的红肿每天晚上都要忍受的痛痒难熬的滋味和早上将肿胀、疼痛、僵硬的脚趾塞进鞋里所受的磨难。饭食供应不足也叫人苦恼，我们这些长身体的孩子食欲正旺，而供给我们的食物几乎不足以维持一个病弱身躯的生命。营养不良导致了一种不良风气，这就害苦了年纪小的学生。只要有机会，饥饿的大女孩就会蒙吓小姑娘们分出她们的份额。有好多次我就曾把吃茶点时分得的珍贵的一小块黑面包分给两个向我索要的人，还把我那份咖啡分给第三个向我索要的人，然后，伴随着饿急了而偷偷掉下的眼泪，我将剩余的东西咽下。

在那寒冷的冬季，星期天是悲惨的日子。我们得步行两英里到布洛克桥教堂去，那是我们的赞助人做礼拜的地方。我们出发时就冷，到达教堂时更冷。整个上午的礼拜我们都要冻僵了。由于回来吃午饭的路太远，所以在上下午礼拜的间隙分给每人一份冷肉和面包，分量与我们平时的饭食一样少得可怜。

下午的礼拜做完后，我们沿一条光秃秃的山路返回，冬季凛冽的寒风越过积雪的山峰向北刮来，简直要把我们脸上的皮都吹掉。

我还记得谭普尔小姐脚步轻快地走在我们这个垂头丧气的行列旁的模样，她的格子斗篷被凛冽的寒风吹动着，紧紧贴在身上，她一面动员我们，一面以身作则鼓励我们振作精神不断前进，她说：“像勇敢的士兵那样。”而其他的教师们，那些可怜的人们，一样没精打采的，哪里还顾得上去鼓动别人!

回到学校，我们多么向往那熊熊燃烧的炉火所发出的光和热啊！然而，至少对于小一些的学生来说是得不到的。教室的每个壁炉前很快被十几个大姑娘围住，小一些的孩子们在她们后面成群地蹲着，把冻僵的胳膊裹在围裙里。

吃茶点时才有了点点安慰，那就是双份面包，有整整一块而不是半片，上面还涂有薄薄的一层可口的黄油。这是我们渴望着的，从一个星期天到另一个星期天的每周一次的享受。我通常总是尽量将这丰厚的点心留一半给自己，而另一半不得不分给别人。

星期天晚上要背诵教堂的教义问答，《马太福音》的第五第六和第七章，还要听米勒小姐冗长的讲道。她忍不住一再打呵欠，证明她也很疲倦了。这些节目中经常出现的小插曲是，五六个小女孩成了犹推古似的角色，由于困倦不堪，虽没有像犹推古那样从三层楼掉下，也是从第四排的凳子掉下，扶起来时已是半死。挽救的办法就是把她们推到教室中央，强迫她们站着听完讲道。有时她们的脚不听使唤，她们就瘫倒下来蜷作一团，这时就用班长们的高凳子将她们支撑住。

我还没提到布洛克赫斯特先生来学校的事。事实上，在我进入学校后的第一个月里，那位先生大部分时候都不在家，也许是在好友副主教家多呆了些日子，他不在倒让我松了口气。不用说，我自有害怕他来的理由，但他最终还是来了。

一天下午（我在劳乌德已经呆了三个星期了），我手里正拿着块石板坐着，苦苦思索着解一道长除法题，偶然不经意地望望窗口，一眼看见刚刚过去一个人，我几乎是本能地立即认出那个长长的身影。两分钟后，全校的人，包括教师都起立，我不用抬头就能肯定她们在欢迎谁。谭普尔小姐也站了起来。在盖茨黑德炉边地毯上曾狠狠对我皱眉的那根黑柱子，在教室里阔步走着，一会儿就站在了谭普尔小姐身边。这时，我斜眼偷看了一下这个“建筑物”。是的，没错，正是布洛克赫斯特先生。他穿着大衣，钮扣扣得严严实实，看上去比以前更长、更细、更严厉了。

他的出现令我丧气，我有我的理由。我清楚地记得里德太太所做的关于我的性情的恶意的暗示，还有布洛克赫斯特所提的一定要把我的坏禀性告诉给谭普尔小姐和其他教师们的诺┭浴—我每天都在提防着这个“要来的人”，他带来的有关我过去生活和言行的信息将会在我背上永远贴上坏孩子的标签。现在他已经来了。他站在谭普尔小姐身旁，在她耳边低声说话，我毫不怀疑他是在揭露我的恶劣行径，我痛苦而又焦急地看着她的眼睛，随时准备她的黑眸子向我投来嫌恶和轻蔑的一瞥。我也在听，由于我恰好坐在靠近屋子上手的地方，他说的话我能听见一大半，谈话的内容一下子解除了我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