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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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商店逢到“特别大减价”“多少周年纪念”的时候,就雇几名军乐队(乐字通常念作快乐的乐)吹吹打打,借此吸引过路人的注意。现在,这办法似乎淘汰了。只在偏僻的小马路上,偶尔还有几家背时的小商店送出喇叭和竖笛的合奏,调子是《毛毛雨》或者《妹妹,我爱你》。过路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头也不回地走过了。这寂寞的音乐只有屋檐下的布市招寂寞地听着。

现在,上海的商店有了另外的引人注意的办法。即使并非“特别大减价”“多少周年纪念”,他们也要装一具收音机在当门的屋檐下。好在播音台那么多,从清早到深夜可以不断地收音,他们就一直把机关开着。于是,电车汽车声闹成一片的空间,又掺入了三弦叮咚的“弹词”,癞皮声音的《哭妙根笃爷》,老枪喉咙的《毛毛雨》和《妹妹,我爱你》,诸如此类。

但是,这办法也未必真能够引人注意。只在刚流行的时候,装有收音机的商店前站着几个抬头呆望的过路人。到后来就同雇几名军乐队吹吹打打的一样,你尽管“弹词”《妹妹,我爱你》,过路人还是走他的路。看看店里的伙计,似乎也没有一个在那里听这些“每天的老调”。那么,收音机收了音究竟给谁听呢?这大概只有市招知道了。然而新装收音机的还陆续有增加,好像没有收音机就失了大商店的体统似的。

我家左邻有一具收音机,发音清楚而洪亮,品质大概是不坏的。可是他们对付这家伙的办法太妙了。他们时时在那里旋转那刻度器,老生唱了半句,就来了女声的小调,一曲小调没有完,又来了高亢的西洋喉咙……他们到底想听什么,三四个月来我还不曾考察明白。也许他们的兴趣就在旋转那刻度器吧。否则就在“有”一具收音机!收音机是时髦,人家都“有”,他们就非“有”不可。

又听说上海有好多吸鸦片的人懒得出门,就利用收音机来互通声气。有几个自设播音台,在夜间一两点的时候,从鸦片榻上播音道:“张老三,吃过夜饭么?”“李老四,明天晚上的麻将局有你,不要起得太迟了。”啊,现代文明的生活!

说“收音机救国”(前天报上登载了吴稚晖君“马达救国”的谈话,我这语式是有来历的)固然近乎荒诞不经,然而收音机这家伙如果能好好利用,譬如说,用来团结大众的意志,传授真实的知识,报告确切的消息……那么,从社会的观点说,它的价值的确是了不起的。反过来,如果它仅成为“街头军乐队”的代替品,仅成为商店与人家的点缀品,仅成为吸鸦片的人的通信机,传送的又仅是“哭谁的爷”“哭谁的娘”之类,试问,社会上又何贵乎有这等“奇技淫巧”的玩意儿?

一切所谓“文明利器”,其价值都不存在于本身,而存在于对社会的影响。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它被操持在谁的手里;二,它被怎样地利用。就说马达。像美国,总算马达很不少的国度了,然而都会的大道上有大队的饥民奏着饥饿进行曲。这就因为所有的马达操持在资本家手里的缘故。假如那些马达也有饥民的份,饥民就不是饥民了。那时候,马达的价值岂止可以“救国”而已?又如飞机。苏联用飞机散播种子,扑灭害虫。这就扩大了人类战胜天然的能力,飞机的价值何等高贵。但是,飞机被用作轰炸机侦察机的时候,除了在军缩会议中斤斤计较的野心家以外,谁还承认它的价值呢?┆载《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