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上每个人都明白，眼下的事情非同寻常。刚才老司机站过的地方，换上了阿尔乔姆魁梧的身影。这个钳工不知道该把他那双大手往哪儿放才好，不停地揉那顶大耳搭的帽子。他那件边上已经脱毛的羊皮短外套敞开着，里面灰军服领子上的两颗铜纽扣扣得整整齐齐，好像在过节一般。阿尔乔姆将脸转向大厅，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是石匠的女儿加林娜，她坐在缝纫厂的工人中间。她善解人意地向他笑了笑，笑容里包含着鼓励，嘴角上露出一种含蓄的只有他俩能心领神会的表情。

“阿尔乔姆，说说你的经历吧！”西罗坚科对他说。

阿尔乔姆感到不知从何说起，他不习惯对着众人发言。他感到他无法将一生的经历统统讲述出来。他断断续续、词不达意地讲着，再加上心情又很激动，发言就更受影响了。他从来也没有体验过这种滋味。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生活已面临急剧的转折，现在他要跨出最后的一步，这一步将使他过去艰辛而落后的生活变得温暖而有意义。

“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阿尔乔姆开始说。

会场里静静的，六百个人注意倾听着这个技工的讲话。他身材高大，鹰钩鼻子，浓眉大眼。

“我母亲给有钱人当烧饭女佣人。父亲我不大记得了，他和我母亲合不来，经常喝得烂醉。我们跟母亲过。养活那么多张嘴，对她来说可真不容易。东家除了管饭，一个月只给她四个卢布。就为了这几个钱，她得起早贪黑地干活。我算走运，在初小念了两个冬天，学会了看书和写字。九岁那年，母亲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我送到一个小铁厂当学徒。没有工钱，白干了三年，就只能混口饭吃……这家小工厂的老板是个德国人，姓费尔斯乔尔。起初他不想要我，嫌我太小，但我长得挺结实，母亲又把我年龄虚报了两岁，这才收下了。我在这个德国人那儿干了三年，什么手艺也没有教我，只让我打杂活，打酒。老板经常喝得烂醉……一会儿支使我去拉煤，一会儿又差我去拉铁……老板娘把我当成她的小奴才，叫我替她倒尿盆，削土豆。他们动不动就用脚踢我，就这么个德性。只要有一丁点儿不如老板娘的意，她就打我几个巴掌。因为她男人常常喝醉，她就向所有的人出气。这种时候我就从她那儿冲到街上，但又能去哪儿呢？向谁去诉苦呢？母亲远在四十俄里以外，再说我也不能在她那儿安身……厂里的工头是老板的兄弟，这个混蛋老爱拿我开心。有一次，他指着墙角放熔铁炉的那个地方说：‘去把那个铁垫圈给我拿过来。’我跑过去，伸手就拿，谁知道这个垫圈是刚打的，才从炉子里取出来，放在地上看起来是黑的，手一碰上，皮都烫掉了。我疼得直叫，他却哈哈大笑。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折磨，就逃到母亲那里去了。但是母亲没有地方可以安顿我，只好又把我送回德国人那儿。她一路走，一路哭。到了第三年，他们才教我一点钳工的手艺，不过还是经常扇我的耳光。我又逃跑了，到了旧康斯坦丁诺夫城。当地的一家香肠厂雇了我，我在那里洗肠子，洗了大约超过一年半的时间。后来我们的老板赌钱，把这个厂输掉了，四个月没付我们一个工钱，就逃之夭夭。这样我才跳出了这个火坑。我坐上火车，到日梅林卡去找工作。多谢那里的一个机务段的工人的帮助，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他听我说多少能干点钳工活，就让我冒充他的侄子，向上司说情，要他把我收下。我的个头大，他就说我十七岁了。这样，我就给一个钳工当下手。后来我又来这儿干活，到现在已是第九个年头了。这就是我过去的情况。在这里的情况，你们大家都知道。”

阿尔乔姆用帽子擦了擦额上的汗，深深地吐了口气。还应当讲一件最重要，对他来说也是最沉重最难讲的事情，不能等有人问了才说。于是，他浓眉紧锁，继续说道：

“每个人都可能问我，为什么在革命烈火刚烧起来的时候，我没加入布尔什维克的队伍？对这个我能说什么呢？我不是因为年纪的问题，我离老还早着呢，而直到今天我才找着了这条道路。有什么好隐瞒的？早在1918年，举行大罢工反对德国人的时候，我就应该走这条路的。有个叫朱赫来的水兵跟我们谈过不止一次。一直到1920年，我才拿起了枪。后来战乱结束了，我们把白匪赶进了黑海，又回到家里来了。接着成了家，有了孩┳印…我一头陷到家务事里去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列宁同志去世了，党也发出了号召。我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搞清楚了我生活中缺少的是什么。仅仅保卫苏维埃政权是不够的，我们应当用一个大家庭去接替列宁，让苏维埃政权像铁打的江山一样稳固。我们都应当成为布尔什维克，这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党吗？”

这个钳工结束了自己纯朴而又极其真诚的讲话，并为自己许多不正规的措词感到不好意思，现在，他如释重负，挺直了身子，等待大家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