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吧，阿妞特卡，他一个人在那儿。”

第二天，离天亮还早，三辆套着几匹高头大马的车已经赶到区执委会了。车上的人低声交谈着。从财务科里搬出几只密封的口袋，装上了车。几分钟之后，公路上已是车轮滚滚了。保尔带领一支队伍护送这些大车。到专区有四十公里的路程，其中二十五公里要穿过森林。他们安全到达后，把贵重物品都转移到专区财务处的保险柜内。

几天以后，一名骑兵从边界向列兹多夫疾驰而来。小镇上那些好看热闹的人惊讶地注视着骑马人和大汗淋淋的马。

在执委会门口，骑兵跳下马，手扶军刀，踏着笨重的靴子，咚咚咚地跑上台阶。利西岑皱着眉头，从他手中接过公文袋，把它拆开，在封袋上签了字。那个边防军人根本不让马有喘息的机会，立即又跳上马鞍，沿路疾驰而去。

除了刚读过公文的执委会主席，谁也不知道公文的内容。但是，镇上的居民们的嗅觉却像狗一般灵敏。这里，三个小商贩中必有两个搞点走私活动，这种行当使他们养成了能够预测危险的本能。

人行道上，有两个人急匆匆地朝军训营营部走去，其中一个是保尔·柯察金。当地居民都认识他，因为他总是随身带着枪。但是，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今天也束上了武装带，别上了左轮手枪。这可不是什么好征兆。

几分钟以后，从营部里跑出来十五个人，手里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快步朝十字路口的磨坊奔去。其余的党团员也都在党委会里武装起来了。执委会主席头戴哥萨克平顶皮帽，腰间照例挂着那支毛瑟枪，策马飞驰而过。显然是出了什么不对劲的事。于是，大广场和小巷子一下子变得死一般沉寂，一个人影也没有了。转眼间，小铺子的大门全都落上了中世纪式的大锁，护窗板也关上了。只有那些不知厉害的母鸡和热得浑身无力的猪还在粪堆上使劲地扒着拱着找吃的。

在镇边的几个园子里设了埋伏哨。前面就是田野，可以看到一条笔直的大路伸延得很远很远。

利西岑收到的那份情报非常简洁：

凌晨，骑匪约百余人，携轻机枪两挺，在波杜布齐区与我激战后，窜入苏维埃境内。望采取防范措施。匪徒在斯拉武特林区失踪。即日将有数百名红军哥萨克经别列兹多夫镇追剿匪徒，切勿引起误会。特此告之。

边防军独立营营长加夫里洛夫

一小时之后，通往小镇的路上出现了一个骑马的人，在他后面一千米处紧跟着一队骑兵。保尔·柯察金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这个骑兵行动十分小心，但没有发现园子里有岗哨。这是红军哥萨克第七团的一名年轻战士，干侦察工作他还是个新手。突然，园子里的埋伏跳出来，冲到路上，把他包围起来了。当他看到这些人的上衣上都佩戴着青年共产国际的徽章时，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简短交谈了几句，他就拨转马头向正在快步行进的马队奔去。岗哨给红军哥萨克放行之后，重又埋伏在园子里。

提心吊胆的几天过去了。利西岑接到情报说，匪徒进行大肆破坏活动的阴谋未能得逞，在红军骑兵部队的追击下，已被迫仓皇出逃，向境外流窜。

这里的布尔什维克人数很少，全区只有十九人，他们全都投入了全区苏维埃紧张的建设工作之中去了。在这个刚建立不久的新区，一切必须从头开始。由于靠近国境线，大家必须时刻高度警惕。

改选苏维埃、追剿匪徒、开展文化活动、缉私和军队中的党团工作，所有这一切使得利西岑、特罗菲莫夫、保尔·柯察金和团结在他们周围的为数不多的积极分子日以继夜地工作。

白天，保尔跳下马背，就坐在办公桌旁边；离开办公桌，就到新兵训练场去；还有俱乐部、学校和等着他去参加的两三个会议；夜里，他又跳上马，腰间别着毛瑟枪去巡逻，见人就厉声喝问：“站住！什么人？”他还要注意监听偷越国境搞走私的马车的轱辘声——第二军训营政委的白天和大多数夜晚就是这样度过的。

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区委会由三个人组成：保尔·柯察金、莉达·波列维赫和任卡·拉兹瓦利欣。莉达是个小眼睛的伏尔加河沿岸的人，现在担任妇女部长；任卡·拉兹瓦利欣是个漂亮的高个子青年，不久前还是中学生，但“少年老成”，喜欢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爱好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和路易·布斯纳的作品。拉兹瓦利欣曾经在区党委从事总务工作，四个月之前才加入共青团，但他在团员中间总喜欢摆一付“老布尔什维克”的派头。因为没有别的人选，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之后，专区团委派拉兹瓦利欣来别列兹多夫负责政治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