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局势不久就会发生扭转，社会大众将从疯狂中清醒过来，市政当局也会无地自容。我现在惟一的念头就是好好规划手头的钱，撑到时来运转的那一天。到那个时候，我就能自如地在投怀送抱的各种生活资源中加以选择了。怀着这个目标，我重新拿起了我的《音乐辞典》，在耗时十年之后，它已经快完工了，就差最后的修改和誊写了。再说，别人寄给我的书为我提供了完善这部词典的资料；而那些寄来的文稿使我得以开始写我的回忆录，以后我想倾注全力来写回忆录。我开始把一些信誊在一个集子里，标好事件和事发日期，以引导我的记忆。我已经将为此而保存的信件一一挑拣出来了，它们衔接得很好，几乎十年都没有断过。然而在誊抄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令我惊讶的缺口，即1756年10月到次年3月，这几乎有六个月那么久。我记得很清楚，这个集子里面有狄德罗、德莱尔、埃皮奈夫人、舍农索夫人和其他人的许多信，这些信刚好可以使这个断档连接起来，现在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它们到哪里去了呢？我的稿件放在卢森堡公馆的那几个月里有人动过我的文稿吗？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由于有好几封女士的信和狄德罗的信都没有写日期，又由于我曾经不得不凭着记忆、仿佛在黑暗中摸索似的补上了日期，以便把这些信按来信日期进行有序的排列。我起先以为我把日期弄错了，于是我把所有无日期和以后加上日期的信全部找了一遍，想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些填补这一断档的信。我的努力并没有成功，我发现这一断档的确存在，而且那些信的确被人拿走了。被谁拿走了呢？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这简直让我无法理解。这些信，写于我的几次大吵之前，那时我刚刚为《朱丽》而痴迷着，与任何人都是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这些信中，至多是狄德罗的一些争吵、德莱尔的一些揶揄、舍农索夫人和埃皮奈夫人一些友谊的表示，当时我跟她们的关系相当好。这些信对谁有什么用处吗？拿去干什么用呢？七年之后我才猜到这次盗窃的可怕用意。

这个缺漏查明了，我继续查我的草稿，看有没有其他的错漏。我又发现了几个缺损，由于我记性不好，这使我怀疑我那大批文件里还有类似的缺损。其中丢的有《感性伦理学》的草稿，《爱德华爵士奇遇记》的草稿提要也没有了。后面这一草稿的丢失，我承认，我怀疑是卢森堡夫人干的。这些文件是她的仆人拉·罗什寄给我的。我再也想不起什么人会对我的这些破纸感兴趣了。但是《爱德华爵士奇遇记》或者那些偷去的信，即使他们恶意要害我，拿去又有什么用呢？除非这些信被掩人耳目地涂改过了。至于卢森堡先生，他一向为人正直，对我的友谊也十分真诚，我简直一点也不愿怀疑他。我甚至也不能把怀疑的目标锁定到元帅夫人身上去。在长时间绞尽脑汁排查凶手以后，我能想到的最有可能嫌疑人就是达朗贝。达朗贝已经讨得了卢森堡夫人的欢心，完全有可能翻找这些信件,抽走他中意的手稿或者信件，要么是为了给我制造麻烦，要么是将对他有用的东西据为己有。我猜想，他被《感性伦理学》这个标题误导了，以为这是一部唯物主义论文的提纲。不难想象，他会怎样利用这本书来反对我。我确信他一读完该书的草稿，就会发现自己上当了。而且我打定主意不再从事文学事业了，这次丢文稿并没有怎样使我烦恼，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偷窃我的东西了，我已经毫无怨言地忍受很久了。不久，我就不再想这件手脚不干净的事了，就仿佛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我开始着手整理手头的文稿，以便专心致志写我的《忏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