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和梅毒：人们都知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早期殖民者对印地安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但很少有人知道，正是哥伦布，把天花由欧洲带到了美洲，而死于天花的印地安人，远远超出了死于殖民者枪口之下的数量。同一个哥伦布，又把梅毒由美洲带到了欧洲，性病从此成为世界性流行病。——历史上高耸的纪念碑，都在身后有相应的阴影；纪念碑越高，它的阴影越长。仰首瞻望纪念碑雄姿的人们，由于眼光向上，只能看到它的辉煌，而看不到它的阴影。如果能低下头来看看阴影，可能就会因此获得全新的认识。
玉米、土豆及其他：新大陆的发现，不仅给欧洲提供了金银，还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其他一些难以想象的变化。中国人口在万历到乾隆时期的巨大增长，固然有摊丁入亩等因素，但农作物品种的悄然变化，无疑起着重要作用。玉米和红薯的高产，使土地可承载人口大幅度上升；没有玉米和红薯，人口增长幅度绝不可能一下子就达数亿。同理，汉武帝时，关中的主要农作物由粟变为麦，似乎至今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变化的历史意义。那些学究们，埋头探讨各个朝代的水利工程、精耕细作，但那些耗资巨大的农业投入，与几乎不增加投入的品种更换相比，究竟哪个贡献更大一些，恐怕还是个未知数。——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人类社会，投入和产出并不一定成正比。学术也一样，“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从来都是相对的，有更大的前提在制约着它。
健忘和淡漠：我们常常为日本“右翼团体”忘记侵略史实而惊诧。实际上，日本人不仅仅是右翼，而且是一个民族（除了少数人以外）都没有忘记那段历史。相反，倒是中国人忘了。要不是每年八一五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提醒国人，恐怕没有多少人还记得日本人欠了中国2000万血债。因而，“鬼子进村”成了小品，“八格牙鲁”成为歌曲。然而，日本人对历史记得十分清楚，他们不为侵略而悔恨，只为战败而惋惜，皇军的光荣，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军国主义不是“复活”或“死灰复燃”，而是一直没有死亡也没有灭绝。只有中国人是讲友好的，有每年官方给广岛送的花圈为证。
尽管美国人有上千条理由为自己扔到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辩护，但美国不乏有学者和平民对此加以谴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认为，广岛核轰炸是极大的罪恶（greatevil），而且不仅是广岛，甚至1945年春季起对东京等城市的无定点轰炸都是罪恶。他主张，基于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只有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才有权考虑极端手段，而1945年并不存在这种极端危险，所以，杜鲁门作为战时总统是不称职的。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伯恩斯坦（Barton Bernstein）指出，美国从来没有把使用原子弹作为一个问题来考虑，1945年5月28日，诺贝尔物理学将获得者康普顿（A.H.Compton）曾提请最高当局注意原子弹的使用将会造成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屠杀（mass slaughter），次日，马歇尔将军提出原子弹的使用只用于军队而不用于平民，如涉及平民应事先予以日方充分警告以撤出平民。但是，决策者没有考虑这些问题。正因为美国没有忘记原子弹，所以，1995年8月6日，美国联邦邮政总署原决定在原爆50周年时发行的“核胜利”纪念邮票被迫收回。美国人对原爆的反省，正好证明了日本人以“解放亚洲”名义对华全面战争（即对平民战争，total war）的不可饶恕。
标兵：清代绿营兵的建制为标，如总督所辖，即为督标，巡抚所辖，即为抚标，总兵所辖，即为镇标，等等。咸同以后，练勇兴起，与太平天国作战主要靠勇而不是靠兵，但勇毕竟是民团性质，其装备、规制参差不齐，没有正规的标兵好看，一心要向标兵看齐。因此，摆花架子、徒有其表的标兵，就成了练勇的表率。至今，标兵还是给人做样子的。
降半旗：欧洲的福利国家则可称为社会本位国家，美国是一个公民本位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国家本位的国家。国旗法就反映了这种差别。中国的降半旗，唯一用途是为高官致哀，而一般公民是没份的。尽管1990年颁布的《国旗法》第14条第2款明确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致哀。”1998年的洪水中，公布的死亡为3656人，没有降半旗之说。而就在抗洪期间的9月21日，杨尚昆去世，自然要降半旗。2000年春的大舜号沉没，死亡比例（乘客320人，死亡280人）和救援迟缓（失事地点在近海，两天后才开始救援）的恶劣程度，大大超过了泰坦尼克，不仅没有降半旗，而且连媒体报导都是一句带过。可见，老百姓和国旗没有多大关系。唯一的例外是为驻南使馆遭北约轰炸而死的三人降半旗，但其原因却明显出于政治，而不是对他们三人作为公民的尊敬。什么时候国旗真正能够成为老百姓的国旗呢？显然还十分遥远。
投票：真正的投票，肯定不会“一致通过”，凡是“一致通过”，则肯定有问题。1915年，袁世凯组织全国各省区的“国民代表大会”就国体变更问题投票，代表票数共1993张，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制，无一弃权和反对。但到帝制垮台时，袁记参政院又一致通过撤销帝制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一致通过开除刘少奇的决议。中共九大又一致通过林彪为接班人并载入宪法的决议。即使投票真正起作用，但是，一旦投票的补充办法（如代理、闭会期间委任等）不受投票约束，起作用的投票也会被替代。如在乡村自治中，村长是选举的，即使选举得毫无问题，但村支书却是任命的，而村长要听村支书的，村长有何作用？我们的政府系统，两次选举期间（5年或3年），任命而待人大“确认”者，不知有几。各级党委按党章是要选举的，但任命所占比例是众所周知的。这种选举投票，不但是拾遗补阙的，而且是毫无作用的，无怪在选票上曾有划掉候选人而填上“猪八戒”的。
《梁祝》和孟波：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进行创作意向选题，时为学生的何占豪、陈钢等提出的选题是：1.全民皆兵；2.大炼钢铁；3.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音调基础上创作。时为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选定了第三。管弦乐系党支部书记刘品将孟波的意见告知何占豪他们时，何感到意外，因为他们的本意是一、二选题，第三选题是凑数的，而党委书记偏偏选中了“陪题”。于是，一首名曲诞生了。而孟波本人，在文革中被说成是“授意炮制大毒草，毒害青年学生”，是“反党分子”，因他否定大炼钢铁，又被说成是“反对三面红旗”。值得考虑的是，今天我们的高校，那种能够做出孟波式选择的领导人有几个（不光有政治压力，还有鉴识）？孟波告诉我们，在一定意义上，高校的领导比教授重要，蔡元培比陈寅恪重要，推而广之，能打开思想禁区的政治家比专门研究思想的学者重要，具有经营眼光的厂长经理比技术专利重要，主持曼哈顿工程的奥本海默比原子弹之父费米重要。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后者的意思。中国是个讲待遇的国家，单纯从待遇上说，甚至可以给后者比前者优厚得多的报酬。但我们绝不能忘记，后者的报酬，恰恰是前者决定的。
三七开和百分之九十五：三七开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种辩证法，95%更是历来区分革命群众和极少数坏人的基本界限。但是，如果一个人有着巨大的功绩，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能不能三七开？如曾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吴芝圃，作为老革命长期浴血奋战，对党有着突出的贡献，但却在三年困难时期犯了错误，这一错误导致河南死人最多。如何三七开？再假设一个人检查出患有肝癌，尽管他全身的其他器官都是好的，95%没有问题，只有5%有病，况且有病的肝脏也是95%是好的，只有那么1厘米大的地方有癌变，是否也适用95%定律？据谢泳的《1949～1976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状况的初步考察》，正是在95%的逻辑下，1967年8～10月，湖南道县就有326人自杀；文革时期湖南零陵地区自杀人数达到13797人。一轮又一轮地清除5%，最后究竟是百分之几！
证伪问题：波普尔的试错法，至今在科学方法论中占有重要位置。不能证伪的科学，肯定是伪科学。证伪方法的本质，在于体现了人类认识的局限与理性的缺陷。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实际就是这种含义。而科学迷信的问题，也就出在不准证伪上。一旦有不准证伪的科学，肯定已经不是科学。当然，证伪说不是没有局限。佛罗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尽管在方法论上摆脱了神秘主义而属于经验科学观，且能得到实验心理学的支持，但却因其无从证伪而被许多学者诟病，他本人也始终未能得到世界上任何一所著名大学的荣誉学位。反过来，中国现在有那么多号称是科学的东西不准证伪也不能证伪，说明了科学在中国的尴尬。
爱国主义：国内不管什么都和爱国主义能挂起钩来，狭隘的民族意识统治了一切。洛阳人郎保玉漂虎跳峡，理由是“不能让外国人抢了先”，但正如刘亚洲所言：“动机不纯，心态不平，胸怀不宽，粉身碎骨已注定。”上海人余纯顺四次孤身进出西藏，横穿塔克拉玛干而于1996年6月在罗布泊送命，也是为爱国而献身。而英国老太太卡拉，以平和的心态，靠现代化的工具，穿越了这片沙漠。刘亚洲还说：“郎保玉勉强算条好汉。后来壶口出现的汽车、摩托、自行车，统统混蛋。”“跳壶口，是爱国主义；漂虎跳，是民族自尊；穿大漠，是为四个现代化奉献。荒诞被当成庄严，甚至被当成神圣。我们荒诞了何止百年？”（《中国空军》2000年第2期）盲目的爱国主义是十分危险的，当初希特勒所用的，正是雅利安人的民族主义和德意志的爱国主义。在《我的奋斗》中，他就是以“我们——最神圣的雅利安人——为了保卫这神圣——必须不顾一切的……”语法，在神圣的旗帜下掀起了罪恶。我们有没有这种危险？恐怕是有的。前些年一片甚嚣尘上的说“不”声，是否就是一种征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