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 - 记叙文 阅读指导

　　回想童年的成长环境，很奇特。
　　各国营单位呈块状分布，只有市中心配备极少量公共服务设施，是典型的80年代城市布局。大型厂矿企业纷纷占山为王，建起独立小王国。
　　我出生后一直住在城市边缘的厂区里。工厂、宿舍、食堂、幼儿园、子弟学校、医院、澡堂、电影院就像建造游戏里的功能模块，被整合在一起。
　　以高效实用为标准，模块们排布得紧凑方正，每日吞吐2000多号工人及家属。
　　很难想象当时如果一个人没有单位多么可怕，连最基础的生活都难以维系。所有这一切，以福利的名义牢牢把人拽在固定的地方，老实生产，安心生活。
　　仅隔着一条马路，可以清晰看到那所大学的铁门和牌匾，它拥有大而无当的广场，没有缘由就蜿蜒的小道、大片疯长的花木。
　　长久瞩目在广场尽头挥手致意的伟人雕像，等了很久还没有其他人出现，会生出莫名的伤感。
　　4岁开始，自由来往于马路两侧。我知道这是两个世界。
　　《二十四城记》里是我曾经最熟悉的生活
　　马路南侧是满的。一天三次的广播，铿锵的女声把“实事求是”、“黑猫白猫”、“本年度第五次生产促进月”、“涡轮机组顺利下线”一系列大事小情送到每个人耳朵里。
　　上下班点，街道上充满了自行车，像大海里的沙丁鱼群，朝着一个方向喷涌。
　　叮铃铃的车铃声代替了微笑致意，所有人认识所有人，你在哪个车间做哪个工种，我上个月生了个小子，他刚把老娘从农村接过来，大家都知道。似乎全部事情都摊在阳光下，大声大气地嚷着笑着，无不可对人言。
　　马路北侧是空的。路很宽，一点声响也没有，听到灰喜鹊嘎嘎的破锣嗓子。教学楼白色花岗岩上卷着草叶纹，涡槽里积攒了泥垢和苔藓。探头往里望，黑乎乎的楼道，有人在阴影里小声说话。
　　一条曲折的桥通往池塘中央的小楼房，帘子拉得紧紧的。它简直称为我童年最大的迷思，这么一栋好看的房子用来住多好，干吗空着呢？据说是放实验器材的地方，那为什么总也没有人过来做实验呢？它就那么孤零零站在池水里，屋顶上落满了水杉的针叶。
　　唯一有点人气的地方就是学生宿舍了，在屋外都能听到他们的谈笑声，更妙的是有时能听到好听的歌和吉他演奏，和我以往听过的高亢热烈的调子不同，格外柔软。我常常呆头呆脑站在那儿，看见从宿舍里跑出来的大哥哥和大姐姐们，觉得他们一个个都长得漂亮极了。
　　尤其是那些大姐姐，她们竟然是披着长头发的，裙子那么软，追在她们的小腿后，飞了起来。
　　大学里的人都想往马路这边跑。澡堂门口总有些年轻人操着不地道的本地口音蹭进去洗澡，这要看售票员的心情了，一般情况下她会明知故问：“你是哪个车间的？住哪栋楼？”，看到对方面红耳赤，想装作工人又拉不下面子，售票的胖阿姨噗嗤笑出来，就放他们进去了。
　　子弟小学里的老师是抢手的好工作，据说大学里的老师都愿意调过来。一年级班主任是工农兵出身的老太太，总是苦大仇深的样子，教育我们：“做人就要夹着尾巴。做出大成就也要夹着，尾巴一露就得倒霉。”“我最恨那些吃着奶还骂娘的人，没有m主席他们还在放牛，现在竟然敢说他老人家的坏话。”
　　教美术的老太太是从大学那边调过来的，白头发活像一头小绵羊，说起话来慢吞吞，总要想好久才吐出下一句，不太搭理其他老师，对学生们也冷淡。她和那所大学里的老师们很像，带着过分的客气和审慎。
　　结交了朋友之后，集体的力量是伟大的，结伴去大学里玩就更有意思了。我们可以走得更远更深，发明更多的玩法。
　　荒芜的青年园里，有些地方草长得比我还高，然而这样的地方去不得。并非有美人蛇喊你名字，而是总有一对情侣藏在那儿，我们彼此都会吓到乱跑乱叫。有些调皮的小男孩，喜欢故意潜伏过去，拿石头砸他们。这样龌蹉的事，女孩子是不屑去做的。
　　我们宁可去摘花，一年四季有月季，秋天有含笑，冬天还有腊梅，偷偷藏在衣服口袋或者干脆用外套裹住，飞也似地跑过门卫。到家拿个罐头瓶养起来，啊，衣服都是香的呢。
　　还有爬歪脖子老松树、捉蚱蜢、走荷叶形状的小桥、吊在各种小雕塑上……也有玩脱了线的时候，其他伙伴捉弄我，把我带到校园深处。从小就不记路的人，一扭头朋友们都藏起来了。这些楼房没见过啊，几排红砖楼，屋前屋后都有小树林，几个老太太在门口打毛衣，盯着开始嚎哭的我。
　　虽然我眼中噙满了泪花，但警惕观察着四周，总得找个人帮忙，那几个老太太肯定得烧火做饭，没法送我回去。还有谁？
　　这时从门洞里走出位老爷爷，他头发花白戴眼镜，瘦小个子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衣服，关键是胸前口袋里别着根钢笔。这不就是我妈说的知识分子？
　　柱子也曾是个机敏小姑娘。
　　果断跑过去，牵住人家的手，说“老爷爷，我迷路了，你能不能送我回家？”他毫不犹豫，笑着拉我往前走，问我家住哪里？怎么迷路的？我只记得他的手干燥温暖，一定是值得信赖的人。
　　晚上吃饭，我问我妈：“大学里有一片红砖房，都是很小的两层楼，给谁住的啊？”我妈说：“八成是苏联专家吧，专家走了就给教授住呗。”哦，还是个教授送我回家呢！这件事好丢脸，我谁都没告诉。
　　过几年，我家有了黑白电视，屏幕和现在的苹果mac差不多大，头上顶了两根电线。每到晚上，要把电线扯来扯去，把电视机壳拍得山响，才能调出图案来。
　　有段时间，我爸一回家就开电视。电视里播，广场上坐了好多好多的年轻人，他们举着横幅，喊着什么。有一次竟然看见那些人拉着绳子竟然把纪念碑给拉倒了，我爸吓坏了“呵”地叫了一声。后来，他们拼命往城楼上的大头像扔泥巴和水彩，一会儿那头像就脏了。
　　有一天放学，看见马路上竟然满满都是大学生，他们那么年轻、美丽，快乐地走在路上，拿着标语。马路旁，工人们看热闹，就像看小孩胡闹的目光，咧嘴说笑“闹够了么？他们爸妈也不拉回家。”说话的人，明明也很年轻。
　　大学里不能去玩，我闹了很久。我妈没法子，带我过了马路。全变了样。校门口贴满了标语，高高的柱子上挂着一只黑鸟的尸体，下面用红色的油漆写着“打倒xxx”。我妈很严肃“你看到啦，死心啦，以后不能再来了。”
　　可是在模糊的记忆中，似乎不过两三个月，这一切都消失得干干净净。莫非本来就没发生过？那么多年轻、美丽和快乐的年轻人去哪了？
　　去晨练，跑到广场的伟人雕像下。我突然问我妈：“前段时间，他有没有倒？”
　　小升初的时候，社会上流行“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三峡大坝开始动工修建，工厂是专门做大型发电机组的，父母越发繁忙。车间里日夜轰鸣，大家谈论着时兴的股份制分红和下岗分流。
　　很多人一夜之间没了工作，开始找活路。有人在厂区里开台球室、棋牌室，还有些小年轻拿了气枪打麻雀，做成炸串串卖。
　　曾经的邻居，丈夫患癌症去世了，妻子拉扯一对龙凤胎。大冬天，那位阿姨脸和手冻肿了，还要在公交站旁守着一个小炉子，卖煮玉米和报纸。我妈只要路过就会去买，回来念叨好久。
　　我爸幸好转行去做了销售，家里经济情况反而好起来。交了一笔借读费之后，我被送到马路对面的大学里，去附属中学读书。
　　第一个困难竟然是口音。谁不会说普通话？课堂发言，有些同学忍不住笑，才发觉原来一直以来，我说的都是带有浓烈乡音的普通话，连平卷舌都分不清。
　　第二个困难，本校同学早在五年级就开始学英文，初一英语只是重新复习。我完全摸瞎，第一次测验考了30分。
　　第三个……觉得自己有点土气。在厂区大人们长年穿的都是蓝灰色制服，女工的长发必须全部扎进帽子里。
　　朴素到不要引起任何瞩目，是我从周遭人身上学到的首次美学教育。每年六一穿新裙子，弓腰驼背灰溜溜，古怪的羞耻感如影随形。夏天来了，总得等到女生们几乎都穿上了裙子，我才敢穿。
　　附中里的女老师即便50来岁了，也在大冬天穿裙子。她在课堂上自嘲“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老寒腿也不老实，还是要美。”谈起《泰坦尼克号》“你们都去看了吧？在我这个年纪看，青春真好啊。”突然眼圈红了，说不出话来。
　　有堂英语课要评审，其他年级老师来听课。有位女老师坐在我身边的过道上，至今我不知道她姓名也不记得她长相了，那幅画面却总也忘不了。
　　一撩耳边短发，乳白色的耳垂上渗出米粒大的红宝石，像刚滴下的血珠子。惊心动魄又莫名美艳，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想我知道了什么是美。
　　环境相对封闭，况且本校学生大多可以通过调剂考上这所大学。在湖北这个以黄冈密卷，高考神话著称的地方，我的高中生活称得上愉悦。
　　没有清晨操练，也没有晚自习，直到高三下学期才临时开设晚自习，班主任老师很不好意思地说“自愿前来。”结果一半多的人都没来，只能强硬要求。
　　晚自习也开心，轮流去各区食堂吃饭。小吃主食上百款，每个食堂都有看家菜，吃得高三学生越发跟气球似的肿胀起来。我就在那个时候长到120斤。
　　最让班主任意想不到的是，晚自习的自由放风时间和结束后男生送女生回家，催生了更多的早恋苗头，让她防不胜防。
　　这里的老师仍努力坚持着最后的精英教育原则，学得好自然不错，学不好也没必要硬逼，人的心性和价值观培养是最重要的。
　　高一语文还能特意留一堂自由阅读课，紧跟大学潮流读《秋雨散文》、琦君的散文还有已经消失的余杰写的《铁屋中的呐喊》、《火与冰》。尤其是余杰的书，在大学里风靡一时，高中生读到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老师大多是九三学社这类民主党派，文科班的课上必然会对现行制度和社会现象发表看法。这类看法，既不同于我从小熟悉的广播电视中的官方语言，也不同于厂区里莫名流传的荒诞谣言。
　　有事实依据和逻辑联系，即便是高中生也能恍然大悟，原来是一层糊了很多年的窗户纸。历史老师讲那一篇的时候并没有让我们自己看书，她慢悠悠说了个故事：“前几年，有历史老师讲这件事的时候，突然有位同学哭起来了。”
　　是了，我并没有发癔症，是真的。
　　有天早晨，上学路上发现好多人去大学门口的招牌那儿合影，几天内络绎不绝。原来要改名改制了，兼并周围几个学院，成为学科更完备的大学。
　　它刚刚过完45年校庆，学校早就不是当初人烟稀少的样子，午间高峰期行人和自行车争道，简直寸步难行。校庆期间修葺了旧的教学楼，新楼也在规划中。在曾经玩耍的青年园，甚至竖起捐款校友的纪念碑。
　　碑上刻着一对男女的名字，据说是同班同学缔结连理，共同去南方打拼成为巨富。大家喜欢这故事，也喜欢传播这故事。默默猜想，莫非是当年我曾惊吓过的一对？
　　再没有人提起“茶叶蛋和导弹”的说法，厂区的人们想破了脑袋，也要和大学里的人攀上关系，漂亮女孩们纷纷想嫁到马路对面去。
　　高考分数中等，我问历史老师：“报历史系可以吗？”，她连忙摇头“别去，在中国做不了研究。更何况真心研究历史的人，下场都不好。你还是报个中文师范吧。”说出这句话的当下，我和这所大学的缘分就此结束了。
　　我的大学，从始至终在我心里都这么称呼它。即便，从未真正在教学楼里上过一天学。
　　如果再给一次机会，选择寒窗苦读还是这样愉悦地度过高中时光，仔细想想年轻就让它轻盈点吧。人生要吃苦，还怕吃不着么？
　　今年回家，原来的厂区已经拆得七零八落，建起商品房小区。对面的大学还在，它当然在。对于这点，我从不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