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是一道黑色的山脉。
我们见面的次数很少，掰着指头就能数完。我对于他，对于他所处的地方，其实没太多记忆。灰，灰色的土地，灰色的砖瓦，灰色的柴火。美丽新农村尚在建设，所有的东西就都蒙上了一层灰，总觉得眼前的东西都看不真切。
我的外公就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像一道黑色的山脉生长在那，流动着劳动人民的血与汗。
父母在我出生以前就已经来到了更发达的城市，我们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到那个灰蒙蒙的地方。以前是坐十三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三个人挤在两张狭小的床铺上过一个夜，后来开始买高铁票，六个小时的车程再加上一个半小时的大巴，现在我家买了车，我们就自己开车回去。
父亲每次回家前都要去洗车，我问他为什么，即使是把车洗干净了，回去也还是会裹上一车的灰。
他不回答我，但还是洗车。
外婆是一个强势的女人，每次回家总是外婆风风火火地出来，给我们安排这安排那，或者是安排我们这，我们那。外公总是一个人呆着，我们来了，他笑一笑，我们走了，他笑一笑。
大抵是因为年纪的增长，我总希望自己能与他亲近些，算是尽我的孝道。他已经快要八十，父母对他唯一的期望就是能够快乐。
可是他似乎不太有做出什么亲密举动的意愿，也不怎么与我搭话。我便主动去说一些家长里短，他已经耳背得很严重了，我几乎是要扯着嗓子，他才能听清我的字句。
我们不在的日子里，外公有想念我们吗？
有想念的吧，应该是有想念的吧。
下午四点的时候我坐在房门前晒太阳，外公就在门前的空地上翻动新腌制的鱼，好让我们这次能够带回去吃。其实家里已经没有人喜欢吃这样的鱼肉了，大家都习惯了吃新鲜的菜。并且现在外公已经做不好腊鱼腊肉了，他太老了，腌制的时候总是放多了盐巴。
可是没有人和外公说，即使和他说了，他也总是会觉得，是我们在骗他。他没来过我们的城市，他的青年时代已经被远远地抛下——即使他依旧活在他的青年时代。
他的青年时代该是怎样的？热烈，苦涩，沉重，质朴。他从黄土之中走来，不会读书，只会写几个大字。他理应也有过背起行囊看一看远方的愿望，探一探山的那边是不是山，海的尽头是不是海。他理应有着所有青壮年的漂亮肌肉，在弯腰折下苞谷的时候，会有汗水从古铜色的皮肤上滑落。
他应该是一座青色的小山，上面长满了郁郁葱葱的大树，新时代的风一吹，便发出哗啦啦啦的响声。
而现在的他已经凝聚成了一道黑色的山脉，再无以往的强壮优越，他只是静静地站在路旁发呆，仿佛要在那里生出根来。
在我六岁的时候，他好像还不是这样。雨后的泥巴路又湿又滑，外公带着我去赶集，走过那段小路的时候他怕我滑倒，而我舍不得弄脏我白色的新球鞋。于是，理所当然的，他就背着我走，一脚深一脚浅，我趴在他的背上，像是在烧焦的土地上匍匐着的羔羊。
其实我已经忘了那时的他是怎样的，只记得他的背弯的极低，仿佛整个人都要沉下去了。而现在我再望向他，他还是那样弯着背，但却再也背不起我了。
我走上前去示意要帮他，他起初听不懂，紧接着又说，不用，你不懂。他是怎样的看待我，是否仍旧觉得我是那个因为买不到糖就站在路口大哭的小女孩。
我也不再坚持，回到躺椅上看着他忙忙碌碌。他已经很瘦了，昔日平滑而柔美的肌肉像疙瘩一样盘踞在他的身上，父母回来的时候会给他带很贵的香云纱，他穿在身上，像是一杆破旗。
这杆破旗就这样倨傲地在这片灰蒙蒙的土地上扬着，我们曾经邀请他到城市里来，他摇摇头，说不要了。
他已经和这里的一切化为一体，隔壁田野上新收的稻谷，十二台永远轮播的曲苑杂坛，对门家像是得了狂躁症一般不停吠的土狗。我们总想帮他改变什么，可是一切的命又好像都被钉在那里，我们满头大汗的想推着他往前走，可却又什么都改变不了。
或者说他早已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不再期待山的那边有什么，海的尽头是什么。他在这里，他就是山，他就是海。
而我们注定要离开重重叠叠的山，走出孤立无援的岛。只有在除夕的时候我们才在这里短暂的停歇，就像是坐火车时经历了一个较长的站，我们也许会在这停下，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地。
随着火车的前进，他最终会凝为一个点，我们分离向前跑去，直到再也看不见那个点。
高考结束的暑假我一个人回乡，后来要回城市了，外公来送我。其实我是不愿意让他送的，城里的孩子人手一台智能手机，跟着傻瓜式的导航走，不怕找不到火车站。我不怕弄丢了自己，我怕在人潮涌动的地方弄丢了他。
他买了张送入站的票，看着我上车，我隔着窗户对他喊，不要送啦！快回去吧！
绿皮火车里没有空调，汗水如同大豆一般从我脑门上冒出。
他站在站台上戴着八块钱一顶的草帽愣愣地冲着我笑，像是没有听见我在说什么。
“不要送啦！快回去吧！”
火车穿过一道黑色的山脉，大风吹散了我们的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