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翔西海—郑和下西洋
——读《当中国称霸海上》有感
28年昼夜星驰的行程，30多个陌生国度的停泊，9万里波澜壮阔的远航，七下西洋的郑和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600年斗转星移，许多细节都已隐没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之中，然而在沧海桑田的异国他乡，仍然能找到当年长驶远驾的郑三保的身影。
绵绵海岸，传递着和平与文化。滔滔海浪，仿佛久远的海洋文明的呼唤。我们向郑和致敬，致敬历史的荣耀，致敬文明的积淀。
让思绪穿越六百年的时空隧道。
明永乐三年（1405年），7月，晴朗无云的天际，郑和的船队如一条身躯庞大的巨龙，横卧在太仓刘家港外宽阔的江面上，大小200多艘船一字排开，形成了如林的帆樯。阳光照射着士兵将领腰间明晃晃的刀剑，在江风的吹拂下，五颜六色的旗帜仿佛巨龙背脊上闪动的鳞甲，辉耀欲腾……
《明史》记载，郑和船队有两万七千八百余人，船只二百余艘。《西洋记》记载，船队的主体船分为宝船、马船、梁船、战船、座船等五种，船只“体势巍然、巨无与敌，蓬船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
600年前，就是这样一支船队，驶入茫茫大海。中国踏上了了解世界的路途，世界也就此认识了一个全面的中国。
七下西洋，船队经过南海和马六甲海峡，向西泛舟跨过印度洋，直达波斯湾、亚丁湾和东非沿岸，浩浩荡荡地在西洋上劈波斩浪。它所开创的“海上丝路”，绵延至今。中华民族开眼看世界，目光如此深远。
七下西洋，船队广泛而和平地交好异邦，他们送去中国产的丝绸和陶瓷，带去了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接来各国的使者，不仅建立了贸易网，更和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我们民族的胸怀，何其宽广。
七下西洋，足以证明，无论是造船技术还是航海技术，当时的中国就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有着18000公里的海岸线、14000多公里的岛岸线。智慧勤劳的人们，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发明了风帆、舵、桨，开启了驾舟出海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韩非子写下“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的名言。秦皇汉武，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足可远涉重洋。宋人使用指南针导航，更是开辟了历史先河。中华民族的海洋文化，何其发达，民族实力又何其强盛。
说到郑和的文化贡献，很多人都会想到那支船队沿途撒下的文化种子，也会满怀敬意地说到，600年前的浩荡征帆是如何定格为世界航海史上的丰碑的。然而，在郑和云帆高张的航行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它竭力张扬的中华民族关于文明交流和国际关系的独特判断，是中国文化中“和”的思想精髓和“礼”的精神境界。
因此，当我们回望600年前的那次伟大远航，并非为了追念一个人的壮举和一个时代的荣耀，更是怀想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国际交往中的一种历史传统，追忆在这个伟大的远航中不同文化相互走近的可贵姿态。
在郑和随带的永乐帝国书中，明确写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一视同仁，不能众欺寡、强凌弱……”面对周边国家的冲突动荡，强大的大明王朝想到的是“和平使者”，而不是武力霸权。之所以派出“才负经纬，文通孔孟”的郑和率万人舟师，七下西洋，不仅是“示中国富强”，更是要传播中华民族“和为贵”的文化理想，展示止戈为武的和平发展思路，宣讲“共享太平之福”的天朝理念。正是因为将远征的目的定为“宣德化而柔远人”，才能在“以德睦邻”、“厚往薄来”的理念下，创造出一种“中外通和，万国来朝，四海一家，共享太平”的崭新外交局面。
郑和下西洋建立了一个和平的国际交往模式和文化交融模式。对于一个强盛之国和强势文化而言，这样的姿态和作为，在以国家利益为准的现代解释中，很难被想象和理解，但穿越历史云烟，面对当今现实，却更令人觉得珍贵。
今天，当人们一次次为当年那次远航给沿途带去的和平与文明所震撼时，这些文明与友谊的种子，依然生生不息。郑和所到的东南亚一些国家至今仍在深情地纪念着郑和，中国文化的点滴遗存在经历六个甲子之后依然绽放着美丽。这一切，让“郑和下西洋”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它所体现的中国睦邻友好、和平交往的理念与实践，为人类和谐相处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适相吻合，正是今天国际社会所需要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郑和七下西洋，早已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它寄托着中国人的回忆与荣光，也寄托着人们关于国际新秩序的想象与期望。不同国家之间呼唤沟通合作，不同文明之间需要尊重和对话，在世界多极化、国家冲突民族争端连续不断之时，在国际关系日益跌宕的新格局中，纪念郑和七下西洋，会让我们重新思考世界历史的走向。它告诉我们，只要调整一下姿态，人类可以书写另一种世界史。
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就是在了解、吸收异域文明、吐故纳新、兼容并蓄的过程中走向强大的。开放与包容、锐意探索与和平奋斗，铸造了民族的国运昌盛之道。相反，自我封闭、夜郎自大，则会断送民族的生机。
今天，当我们再次面对海洋，面对世界时，我们明白，在新时期的历史之旅中，在谋求民族复兴的征途上，我们将坚定地扮演一个开放、和平、奋斗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