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利雷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是向来被争相模仿的精妙的起笔，然而乍然读到《多余的话》首句引的《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心中却陡然一痛。仿佛瞿秋白已逝的躯体正有几个原子漂浮在我的周身，使我得以想见，得以怀念。
常疑惑的是那“多余”二字。在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里，一笔一划地写下人生里还未曾讲够的话，回忆起自己那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或确有些悲凉。诚然绝笔是很悲的，一笔终了，便是天人永隔，碧落黄泉两不相见。瞿秋白死了，牺牲了，就义了，总之不存在了，但“多余”的话也因此不多余了。不仅不多余，还很有些价值，很有些意义，可供观瞻，可供追忆。
但倘若他不死呢？《多余的话》也不多余。它将成为瞿思想不坚定、立场摇摆的罪证，叛徒、资产阶级、失败的领导者的帽子会一个不落地扣下来，压垮他，最好是压扁他。文革时瞿就被打倒，被视为叛徒，掘墓抛尸，恨不得将之挫骨扬灰。甚至就在瞿写下这篇文章的时代，也有许多战友视之为被国民党篡改过的版本，人心复杂，此可见矣。若瞿未英勇就义，甚至未沿途唱《国际歌》，未说“此地正好”，恐怕如何？那满纸剖白，俱如坟头上的野草，一把大火，便只字不留，了无痕迹了罢。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向来是被奉为圭臬的。《报任安书》极言受辱之深，倘后人不揣测此为太史公绝笔，那“成一家之言”或也少了几分悲壮。倘金圣叹说“花生米与五香豆腐干同嚼，有火腿味道”后不与世长辞，怕此话也难被视为“文人风骨”。文字似乎总是需要距离去增色的，尤其是论死。并非本身力量不够，而是向来谈死，即变色，即慌张，即慨叹，即怅惘，少有冷静超脱的。因此见芥川龙之介之“我已冷静做好准备，现在只不过与死亡玩游戏罢了”可敬，见川端康成之“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话”也可敬。大抵神魂相汇，必要天人永隔罢。
这死的魔力不仅在于增色，更有其人已死，功过任人评说的自由之快感。诸如从前乔任梁自杀后，有说抑郁症的，有说SM的，流言四起，漫天横飞。反正斯人已逝，能奈我何！？死亡竟也成为一场狂欢，尼尔波兹曼都要慨然长叹。轰轰烈烈一场闹剧过去，尘归尘，土归土，或许唯有逝者在天之灵悠悠太息。
但若其人未死，平庸的便会更加平庸，生者的浪花也难翻起海啸般的高度。譬如那段著名的“我所有的自负皆来自我的自卑，所有的英雄气概都来自于我的软弱。嘴里振振有词是因为心里满是怀疑，深情是因为痛恨自己无情”后面配的不是青春文学和网友评论集，而是如南康白起般的结局，我想它一定甚是真诚、更甚真诚。
天人永隔之事，多是美饰之辞，又多有千秋功过任评说之语。但“三立”便定要去死么？也未必，否则我本不多余的话，可就真真切切成了多余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