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小镇里有很多收废品的大爷大娘，蹬着快要锈成一堆废铁的三轮车，每转到一个院子或是一条巷子，就扯着嗓子喊“收废品”，高低平仄没有规律，连“喽”之类的尾音都不添。
这些人里我认识一个。
但我清楚地记得小学某个中午回家的路上，太阳很亮，我跟同路的同学正这么眉飞色舞地聊着，忽然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转头一看，她骑在深红色的三轮车上，眼睛笑成一道弯，旁边爬满了密集的沟壑。
她五十岁左右，深褐色脸，花白头发。她好像常常是这样的打扮，穿着相对当季偏厚的上衣，沾满泥点子的黑色裤子，只不过，隔上一段时间，上衣夸张的暗色花纹会换一种样式。
她可能着急赶着去废品回收站，没有对我说更多。可是直到在路口分开，同路同学仍逼问我她到底是我的哪门亲戚。
虽然他们一直用嘲笑声淹没我的辩解，但她的确不是我的亲戚。只是很早之前，她来院子里收废品，爸爸觉得她朴实善良，后来家里的废品都只卖给她。有时，实在是储物间的杂物堆得要溢出，才随便叫住一个蹬三轮的师傅。偶尔换人，更觉出她的好。别人一斤废纸只给三毛，她给三毛三。每次收完废品，她都会把没用的东西扫的干干净净，帮我们拿去扔掉。
见得多了，自然就熟悉了，她也知道我的名字。
一日，家里大人都要去上班，出门前嘱咐我如果她来了，就把废品拿去卖。
我站在一边，看她熟练地把纸盒子踩扁，用麻绳将它们捆得扎扎实实，然后把那些破瓶烂罐细细分门别类，装进蛇皮袋。做完这些，她从上衣内袋里掏出个花花绿绿的小布包，在里面挑来拣去。
“给！新的！”她递给我一张全无折痕的五元纸币，但摸起来还是有粗糙的灰尘。
几年过去了，我上了初中，早出晚归，几乎就再没见过她了。又是某日中午，住一楼的我们正在吃饭，听到她久违的声音。这一次不是“收废品”，而是喊“杨师傅”，是专叫我们的。我跑到窗户边，她正站在那朝屋子里张望。她举着蒙了一层灰的布袋，提手的带子断了，上面某某白酒的字样依稀可见。
她咧大了嘴笑着说：“给你的！老家种的豌豆。”
“谢谢！”
“你都长这么高了！”她的嗓门还是那样大。
我请她进来坐，她摇摇头。
她踮起脚，试图把那一包豌豆从窗户的铁栏杆间塞进来，可是袋子太鼓，不仅塞不进来，还洒了好多在窗台上、地上。绿油油的豌豆在正中午的太阳底下亮晶晶的。
我去给她开门，她站在门口递给我这个沉甸甸的袋子。再次请她进来，她说三轮车还在外面，急着要去废品中转站。
我也没再挽留。
这包豌豆家里吃了很久才吃完。也许是满含了她的善意，这一粒粒豌豆都浑圆饱满。
之后，我去另外的地方上高中、上大学，已有快五年没有见过她了。也许是这个行业被禁止了，现在回老家越来越难见到骑着堆满了麻袋的三轮车的面庞深褐的人。
再想起十年前那个放学的中午，她在路上遇见喊我的那一幕，我突然羞怍难当，我甚至连她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如果再碰到了，我一定会主动跟她打招呼。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几乎再不会碰到她了。
写于2018年3月5日
曾刊发于《xx科技大学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