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次游轮一别，我再没见过于勒。父母似是忘了那封信，再不去栈桥，“于勒”成了全家讳莫如深的禁忌，无人敢主动提及。
　　圣诞节当晚，家里来了位意料之外的客人。他身着廉价西装，蓬乱的头发勉强打理过，拘谨地立在门口，我却猛地认出——我的叔叔于勒。
　　身后传来母亲的脚步声和询问，话音未落便戛然而止，紧接着是一声满含震惊与愤怒的怒吼。母亲脸色铁青，双眼如毒蛇般阴沉沉地盯着于勒，仿佛在看一个仇敌。
　　门口的动静引来了邻居，几个好事的趴在窗上往外瞧。母亲大抵是觉得丢人，不情不愿地让于勒进了屋，转身时还抱怨了句“讨债鬼”，于勒的身子又佝偻了几分。
　　于勒拘谨地坐在沙发上，头颅低垂，手指不安地攥着衣角。苍白的唇瓣几番张合，只发出细弱的气音。见他衣着单薄，我起身倒了杯热水，他小心接过，一声沙哑的“谢谢”，和记忆里那个卖牡蛎的老汉重合，一样的小心翼翼，一样的可怜。
　　握着温热的杯壁，于勒像是下了决心，小声问：“你们过得好吗？”声音干涩又颤抖。我望着他，直到他窘迫地低下头，才低声答了句“还好”。之后便是长久的沉默。
　　我想打破这沉默，却猛然发现，我对这位叔叔的了解少得可怜，过往或轮船的事都不便提及。终是受不住这死寂，借口去厨房帮忙，飞速逃离了客厅。
　　厨房里我帮不上太多忙，最多是在角落听母亲喋喋不休地抱怨，骂他是“讨饭的”“无赖”“流氓”。
　　再抬头看客厅时，那里已空无一人。我悄悄跑回去，茶几上那杯热水还冒着热气，未曾动过，只有桌上多出来的一打纸币，证明有人来过。
　　“哎呀！”我惊叫一声，母亲被吸引过来，“怎么了，若瑟夫？”“您快看！”我指着那打钱，母亲望去，也惊呼出声，显然十分惊讶。
　　数着那打钱，母亲的笑容就没停过。我却担忧地望着窗外，雪下得更大了。
　　晚餐时，母亲又说起于勒，称他是“好心的家伙”，父亲听了面露不悦：“提那个可恶的家伙干什么！”不等父亲发火，母亲便拿出了那打钱。父亲的表情僵了一下，随即转为狂喜。
　　那打钱像一剂欢心药，家中氛围变得欢快起来。父母畅想着对这笔钱的规划，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让他们激动得脸色通红。我却只是望着餐桌唯一的空位发呆，仿佛又看见了那个拘谨的于勒。
　　冰雪消融的春天，父亲用那笔钱建了栋小别墅，余下的钱用来经商做买卖。日子像植物般，在春天里焕发了生机。
　　于勒再次成了父母口中的“好心人”，他们时常在餐桌上称赞他，望着门口想象，仿佛下一刻他就会带着巨款出现。
　　父母日日盼着“要是那个好心的于勒能再带笔钱回来就好了”，可他们期盼的于勒，却再也没出现过。
　　　　　　　　　　　　　　　　　　指导老师：安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