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爸爸去上海来不及赶回，我就理所当然地睡到了妈妈的大床上。电视太无聊，我和妈妈就闲聊了起来，不知不觉中妈妈聊起了她小时候的故事。
大概在妈妈四五岁吧，姥姥为妈妈做了一双新鞋，又白又结实的鞋底，鞋面是红色的，上面还绣着一些花鸟，妈妈十分喜欢，舍不得弄脏了，所以她搬了一张凳子坐在上面，整整坐了半天。当姥姥回来的时候，发现她坐着没动吃惊地问：“娟娟，你为什么不出去玩呢？”妈妈说：“我舍不得弄脏鞋子呀！”姥姥说：“你这个小姑娘，鞋子穿着本来就是要在地上走的，总是要弄脏的嘛，出去玩吧。”这时，妈妈才极不情愿地站起来，小心翼翼地走，她走一步，就翻起脚底来看一下，走两步就看两下，害得姥姥“哈哈”大笑，笑出了眼泪。这时，我听得捧腹大笑了起来，妈妈也“嘿嘿”地笑了。
妈妈还说，她小时候经常会到舅舅（也就是我的舅公）家去玩，舅公家邻居的儿子是个邋遢的男孩儿，经常玩泥土，妈妈是个爱干净的人，所以很讨厌他，每次那个男孩来和妈妈玩的时候，妈妈总会拒他于千里之外，双手摇得像拨浪鼓：“诶诶诶，千万别过来，千万别过来！！”。呵！那个男孩竟然就是我好朋友钱怡婷的爸爸。
有一件事，妈妈至今还是耿耿于怀。她小时候有一本新书在过春节的时候被亲戚家的一位小朋友拿走了。“那本书还是崭新的呢！我还没看过瘾，就被偷了,哎，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书上画有一个农民伯伯，他正在插秧，秧苗绿油油的，美极了！可惜就是被他们偷了。要知道，以前没有书看的，要有书也是黑白的，这本彩色书我是爱不释手，而且，还是我爸爸在上海买的，所以我十分珍惜。”妈妈一脸遗憾地说着，她完全沉浸在儿时的回忆中，我也怜爱地看着有点伤心的妈妈。
沉默了片刻，妈妈又说起了小时候吃杨梅的事。以前乡下一般买不到水果，那是我姥爷去上海装氨水顺便带回来的。妈妈回忆起了儿时的事情：妈妈小时候，农田里缺肥，每年总有一批生产队的顶梁柱出船装氨水为农田积肥，那氨水怪味熏天，呆在船上那可不是什么好滋味！再说每天在风浪里颠簸，没有过硬的架船技术和强健的体魄是想都不敢想的，姥爷是当时生产队里最壮实的劳动力，那种在风浪里跌爬的活他几乎是年年参加的，当然可以多得几个工钱补贴补贴家里的生活。妈妈记得姥爷出船回来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一篮子杨梅。那是熟透了的杨梅又大又圆，红里透紫，紫里发黑，可甜啦！煤油灯下，妈妈他们母女三人围着那杨梅篮子，边挑边吃，每次挑选总是挑最黑最大的，吃得嘴里流出了那红黑的汁水，吃得染红了牙齿。那是妈妈有生以来吃过的最甜的杨梅，这时，妈妈的口水已从嘴角里偷偷得流出来了，我“哈哈”大笑了起来，妈妈也“呵呵”地笑了起来。
妈妈还讲起了她小时候一家人关于吃肉的趣事。妈妈说，那个时候，她家饭桌上的菜一般只是些咸菜、咸萝卜，难得吃些鱼肉，鱼是外公自己在河里抓的，吃肉，那是很奢侈的享受了。妈妈说，外公喜欢吃肉，只要上集市买肉，他就不会吝啬口袋里那几张有限的钞票，总会买一些带肥夹精的猪肉。回家后，就会烹制成一大沙锅的块肉，烹制方法十分简单，只是把买来的一大块肉放进锅里，再灌入没顶的水，咕噜噜地煮一阵子，捞起切成一块块的端上餐桌就了事了。吃饭时，四五双筷子就齐刷刷地伸向那盛肉的砂锅，特别是我的外公，夹了一块又一块，可是我妈妈发现，我姥姥却难得把筷子伸向那砂锅。妈妈的一席话，让我了解了她儿时那个年代的生活情况，激起了我珍惜现在美好生活的情怀。
妈妈还跟我讲起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外公挨批的情景，（当然那也是姥姥讲给她听的）一向忠厚老实，抚贫济困的外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被村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积极分子”揪出来，成为他们斗争的“阶级敌人”。外公胸前挂着写有莫须有罪状的大字木牌，低头，恭恭敬敬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站就是半天，姥姥看不过去，还上前跟他们评理，可当初大家都头脑发热，哪里听得进理儿。妈妈说，姥姥感到最痛心的是那几个“革命积极分子”竟然是外公甚至是外公的老爸热心帮助过救济过的家庭的“热血青年”。“世上竟有如此忘恩负义之辈！”我气愤地说。妈妈说，这也不能全怪他们，那个年代就是这个德性，颠倒黑白，还有些中央领导同志像刘少奇、彭德怀等被打倒，有的甚至含冤而死，当时读书人被称为“臭老九”，学生不读书，知识分子挨批的现象比比皆是。妈妈的这些话，让我这个生活在阳光里的孩子依稀感觉到了政治的无情，社会的复杂，让我模模糊糊地了解了“文革”那个时代。
……
妈妈的声音越来越模糊，不知不觉中我已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