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于“和”始终是存有戒心的，如果仅从二千多年的封建史来看的话，“和”始终是被置于礼、法之后的，它甚至被视作一种道德的衍生品而被忽略了其真实的意义。中国的现世则有一种对于古风的追溯，而这种追溯则要将目光投向更远的上古时代。
这样的追溯并非是近年来所兴起的，可引杜少陵之诗为证，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早期的浪漫主义色彩，尤其是超乎现实的政治概念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渐趋于幻灭，大概也是因为“和”并非易事这个道理吧。但他并未给自己申诉过，只是由笔底所流泻出的汩汩泪泉，来铺叙理想未竟的无奈吧？只可惜如此诚恳之人并不多，一些人索兴便将“和”的概念彻头彻尾地作一个 推翻，或是利用先哲对于此字叙述的漏洞大做文章。
这点上，我认为孔夫子“难逃其咎”。可以看出，他对于“和”的解释颇有自己的见解，但却不免有一些可供后人滥加利用的空间。说到《论语》中的“和”，有一句话非常著名，即那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很多人将其奉为处事的原则，但别忘了，不是人人都可以君子自居的，孔子的学生有子（他当然是颇得夫子真传的）对和的评价是“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为何物？未闻礼谓何者，但当是社会之等级，是现实主义的产物罢了。君子从来只与君子相和，小人从来只与小人相和，彼此都是横向交流，哪来贯通整个社会的“和”？如果说《论语》是专为教化统治者所编写的，那么被统治者的立场又在哪里？
答案似乎不易寻找，中国在此后的二千多年内，这样的声音很少出现，因为长期的困惑所造成的戒备，“和”一直是一个抽象概念。抽象致人遐想，但此类遐想大多也是荒诞无稽的，带有年少轻狂的色彩，或是被视为衡量其人“城府”之深的工具。它所激发的是一种深刻的矛盾，以致如今我们不得不抛下一切去直面这个古老又年轻的概念。
直到上世纪末，“和”的形象才悄悄浮出水面。在此之前，中国长期奔波于种种战争之间，或是忙碌于改造人格的构架与灵魂的外形（这在六、七十年代达到了一个巅峰），无论是“反动”、 “左倾”、还是“激进”，这些词眼无不暗示着“和”被漠视的悲惨状况，沉浸于与天斗，与人斗的愉悦之中，“和”的快乐无疑只能继续做凡尘间的隐士。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复苏引发了思潮之后，“和”才又一次地出现在政府的施政纲领中，而这一个出现，让中国无数百姓翘首以待了二千多年。
然而出现便是真正实现吗?恐怕未必吧。固然这样的决定是积极的，但正如信念并不能缩短人与永恒的距离一样，对于“和”的追求并不能用一个人的今生作为标准，不论你所处的世界民风如何纯良，你周遭的人何等的含蓄或是风雅，“和”不妨说是一种与永恒相等价的概念，因此它对于现实总是有距离感；而人们赋予它的种种意义，只是对于理想状态的一种希冀罢了。
想在人性中寻找基本的共性是容易的，但寻觅精神上绝对的和谐却是困难的。如果说和谐是可以被实现的，那么它本身的意义应当作一些适当的修正，而不是利用改变信仰的方式摒弃又有的路线，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追求还是有望恢复于本原的，也就是说，它在某个特定年代里，会重新被存在性的研究者们（祈祷他们还在这个人类社会中）搬上讲台，并再一次深入人心。
是的，当我们再一次将目光投向远古，投向蒙昧的时代，当万物的生存与繁衍被视为最初的和谐，当人类的智慧滞留（虽然，这仅仅是生命历程中的一部分）在对生存的渴求之上时，和谐其实并不是不可触及之物。惟有当我们行走在意识的进程中时，这种需求才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去，从某种程度上，也疏远了我们与和谐的距离。而每一个复古思潮的出现都会对“和”的意义作一个修正，这些修正或许并未使“和”变得意象化，但却促使人类社会拥有了一次次改善和飞跃的机会。
回到杜甫的诗句，当我们再一次诵读这一句“再使风俗淳”时，眼前浮现的不再一副小国寡民的情形，亦不再是对理想无法实现的无奈。所以，不必再对“和”抱有如此大的戒心，既“先王之道，以斯之美”，又何不继续以审美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呢？如果说“和”是最为理想的生存状态，那么多个世纪来对它的争论和释义是否又是多余的呢？但毕竟，它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如果以时间为轴，它也只是静止的一部分。
但时间始终在继续，和谐之音，始终在走向历史的另一端，没有准确的时间点，却是由无数个点所构成的永恒。今天，当我们在这个点上驻足，我们仿佛能看到前途漫漫，因为追溯，因为一段永无停止的传承。
个人blog http://blog.sina.com.cn/u/1277918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