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人们对于昭君出塞有着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昭君出塞是为了国家利益；有人认为昭君出塞是为了逃避深宫的尔虞我诈，出去寻找一片净土。后人于滚滚黄沙中，依稀见得庞大的骆驼群，不管公主的琵琶声隐藏怎样的幽怨，我仿佛从中听到一丝丝弦声，来自历史深处。
如果说昭君的深明大义里还有一点被动的阴影，那么，唐朝诗人杜甫对国家和人民的钟爱便像少女的纯情，不带一丁点杂质。和封建社会那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知识分子相比，杜甫的伟大之处在于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他最先想到的是国家和百姓的苦难。风雨交加的夜晚，尽管他自己是“床头屋漏无干处”，可他心里想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呜呼，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吟咏出的是怎样的一种胸襟啊！没有人面对杜甫的诗歌无动于衷，也没有人能够说出他的胸襟有多广。然而，一颗能装上至江山社稷，下至黎民百姓的心却又是如此的轻，一艘破船，一片清冷的月光，一片沉寂的秋水便将他悄无声息地掩埋了。
杜甫带着对唐王朝的悲哀走了，他的诗他的人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中，我的思绪如蛛网般蔓延，我想到了另一位巨人——鲁迅。
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一文中写道：“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表面上这是鲁迅先生对国民奴性的批判与嘲讽，其实是先生不顾危险地喊出了中国千百年历史上的一句大大的真话。他大胆精辟地将中国分成了两个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先生不只是肤浅地从物质上关心中国的老百姓，而是把笔触伸向人们心中的荒原，想用犀利的文字犁破这一片荒芜之地，浇开文明之花。同是忧国忧民，鲁迅比杜甫做得更彻底。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贬低杜甫。鲁迅先生虽然与杜甫同处在国家战乱时期，但他们毕竟相隔了一千多年。辛亥革命以后，许多先进的民主思想流入了中国，为中国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他有机会站在高处，将中国放入世界去比较，他更深刻地体会到社会的弊端是什么，时代赋予他的职责是什么。而杜甫不同，他满眼只是战争的残酷，他不明白这里面隐藏的真实原因。即使他能够放眼世界，这个世界的天空也是多么地狭窄。
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一文中还指出：“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我们是属于“现在的青年”，值得庆幸的是，“现在的青年”的前一辈已将一个和平、充满无限潜力的时代交给我们，那一个曾经陌生的世界已被尘封在历史的角落。站在风口浪尖，把握住世界的风云变幻，打造出朗朗乾坤，这便是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