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周总理
《十里长街送总理》的点点泪痕，《周恩来》的潸然泪下，《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的感人肺腑，课文，电影，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这位人民的总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周总理。
认识周总理，不仅仅是因为他年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理想，也源自他年青时代“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滔海亦英雄”的豪情壮志。我想，那时年轻的周恩来和同时代的进步青年一样，脑海中只有两个字，那便是——救国。
在他出生的年份，也就是一八九八年，对封建体制和腐朽的清朝仍然抱有幻想，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变法”仅仅存在了一百零三天便宣告失败。四年前的甲午惨败，马关之辱仍历历在目，人们苦苦探索救国之道却屡屡受挫。
一九一七年，二十岁的周恩来去日本东京留学。和大多数旅日的留学生一样，他的目的也是探索，求知和救国。经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什么会打败中国？如何救国？周恩来的心里渐渐有了答案。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一个软弱无能的北洋政府，经济落后，社会动荡的中国需要变革，需要重生。那时的日本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年轻的周恩来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一九一九年，“弱国无外交”的真理在巴黎和会得到了印证，当正义因为强权而扭曲，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愤怒！此时的周恩来回国了，他在天津参加了五四运动，并组织觉悟社，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那时诸如毛泽东等优秀青年也在五四运动的时候登上了政治舞台。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四年，他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旅欧的留学生有很多都是后来新中国的领导人，比如陈毅，邓小平，聂荣臻等等。一九二四年从巴黎回国的周恩来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大革命时期，他也参与领导了第一，第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后来，蒋介石反动集团发动“清党”，大量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制造了“白色恐怖”。一九二七年的周恩来，在三月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获得胜利，八月和朱德，贺龙发动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由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等人的叛变，当时的中共中央在上海危在旦夕。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毅然决定上井冈山，去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国民党口中的“共匪”。这时的他，留起了长长的胡子，满脸胡腮的形象让人感慨民国四大美男之一的他沧桑了许多，不过倒是和马克思这个大胡子有了几分神似。一九三三年，当时党内对“罗明路线”的批判，周恩来似乎是沉默的，但他心里应该是支持毛泽东的。
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召开的前夜，周恩来和毛泽东彻夜长谈。会议召开的当天，周恩来作了自我检讨，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周恩来对自己也做了检查。他坚决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大部分同志的支持。我想，毛泽东能重回领导地位，周恩来的作用不容忽视。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正处关键时期，或者说是在杀蒋问题上纠结的时候，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们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他深知杀了蒋介石只会使问题恶化，只好为了抗战而留蒋，为了大局而忍让。抗战胜利后的重庆，人们似乎看到了和平的曙光。然而谈判桌上的周恩来却知道，国共合作任重而道远，《双十协议》也许在蒋介石的眼中就是一沓废纸。
内战因蒋而起，也因蒋而迅速落幕。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宣告成立。我想，当时站在天安门城楼的周恩来一定感慨万千，因为我们有一个梦，强国之梦。不久，年过半百的周恩来成为了周总理。总理，总理，这个声音出现在万隆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创造性的提出，被各国引为典范。总理，总理，这个声音出现人民大会堂的建设现场。桌上茶杯的位置，外交大厅沙发的分布，总理亲自设计，无不体现总理的细致周到。总理，总理，这个声音出现在伯延公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三年灾害深重，总理作了“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字方针的经济部署，公社里的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总理含泪说道，是我这个家长没有当好啊。他喝着树叶熬成的苦汤，嚼着咬不动的窝头，家长和家人在一起，同甘苦，共进退。
一九六二年，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他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再无端戴着资产阶级的帽子。一九六四年底至一九六五年初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总理提出要建设“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国家要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七年，这一场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的“文化大革命”让中国的经济停滞，社会动荡不安。这一场全国性的内乱让周总理忧心忡忡，毛主席的权威不容侵犯，而这一场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文化大革命”却只会让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工厂停产，学校停课，这一切的一切让总理心痛如绞。他只好选择了忍辱负重，他四处为贺龙寻找安全的居所，贺龙走之前对他说，我们恐怕见不到了。他说，秋天，我去接你。后来在贺龙骨灰安葬仪式上，总理潸然泪下，他想起了见他最后一面时的依依惜别，更想起了南昌起义那时的慷慨激昂，我的好战友！在批判陈毅大会上，周总理对造反派义正词严地喊道：你们要搞陈毅，就从我周恩来的身上踏过去。总理，总理，我们此刻的呼唤充满了心疼。这时的总理身体每况愈下，部长们一个个被打倒，只有他一人苦撑危局。
为了保全党和国家，周总理忍让再忍让，他穿起了红卫兵的衣服，戴着毛主席徽章，拿着《毛主席语录》的小红本，跟着“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一起振臂呼喊。这都不是他的本意，他的眼中噙满泪滴，他看着这些相信“造反有理”的稚气未脱的中学生狂热而失去理性，心里一阵阵的痛。他多么想将国家拉回正轨，去搞经济建设，去实现我们的强国梦。
总理无法继续工作了，即使在病重住院的生命最后时期，他还抱病操劳国事。在病床上他还牵挂着台湾问题，台湾，台湾何时回归？他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逝世前，他交待说：“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总理真正做到了他所说的“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十里长街送总理，人们用泪水，哭喊呼唤着你，怀恋你。周总理，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璀璨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