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学习文化的麻雀们
我的这个小说就先从我们家庭说起。
我们兄弟三人，我大哥张长江是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我二哥张黄河是我们玉米镇派出所的民警，我张高排是北京海淀区一所艺术学院的大学生。我母亲培养出了三个人材，三个人材都有出息，大哥二哥现在都拿了工资，每个月都能给母亲五十块零花钱，母亲就不用种地了，天天口袋里揣着一袋“洽洽香瓜子”串门子。这让村里那帮老太太很羡慕，特别是王金花，她的丈夫是和我爹一起死的，他俩是划着船去响水河对岸买化肥时，回来途中在河中间遇到了大风，船沉到了河底，他俩本来想从河底走着回来，但又迷了路，所以也就死掉了。但她运气没有我妈好，她有两个儿子，都和她分家了，分家时当着村支书王堂贵的面立了字据，每个人每个月拿出五块钱给他妈，但他们都兑现不了。他俩屁股后都有一笔债背着，子女上学时，学费都还欠着。学校是国家办的，国家都顾不了，哪有功夫顾得了自己的母亲？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王支书也不好意思再逼着他们履行字据了。
据说王金花现在有了精神病，这是村里人的说法，没有到精神病院鉴定过，也不一定准确。她的小儿子一结婚，她就没地方住了，只好在村子北边盖了一个烂草棚，农忙季节一过，她就背个蛇皮袋去玉米镇捡垃圾。她和别的捡垃圾的不一样，别人捡垃圾是因为生活所迫，是为了卖俩钱改善一下生活。她捡垃圾好像没有什么目的。她本来好像也想捡垃圾卖钱的，但玉米镇的垃圾有限，能卖钱的垃圾本来就不多，她这一去，别的捡垃圾的收入就少了一部分。别的捡垃圾的就把她按在垃圾堆上揍了一顿，她就只好不捡那些能卖钱的垃圾了，只捡那些不能卖钱的。具体地说，就是一些废塑料袋、废电池什么的，甚至把女人经期用的卫生纸、卫生巾都捡了回来。她把这些垃圾堆在了破草棚的四周，很快就堆成了一座座小山，爬满了绿头苍蝇。有一次，风和日丽的，王庄的上空却一下子暗了下来，乡亲们吃惊地抬起头，只见一群群绿头苍蝇一个咬着一个，像乌云翻滚一样飞过了王庄。更严重的是，这些垃圾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还改变了王庄的日常生活形态，最初是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被垃圾的臭味熏昏在了村头的大路上，接着是许多乡亲们恶心得吃不下饭，浑身无力，面孔发绿，不想抓革命促生产，只想整天袖着手蹲在墙角下晒太阳。乡亲们对此很有意见，找到了王支书，让王支书过问一下，要个说法，还王庄一个碧水蓝天。王支书没有办法，只得又走了后门，到县武装部借了一套防毒面具戴着，这才敢去王金花的破草棚去。王支书刚到她的破草棚前，脚下踩着了一块正在安静地腐烂的西瓜皮，一下子滑倒了，西瓜皮对他的鲁莽行为很恼火，追在后面咬他。王支书忙屁滚尿流地爬起来，跑了两步，这才把西瓜皮甩掉。他刚要松口气，看见垃圾堆上爬满了蚂蚁、苍蝇，甚至还有一只麻雀也在啄食着一块破塑料袋。浓重的腥臭味撕破了防毒面具，包围了王支书，像张网一样缠绕了他一身，王支书艰难地把它们拔开，走进了王金花住的屋里。屋里却很干净，空气新鲜，沁人肺腑，就连那床破烂的棉被，虽然补丁摞补丁，但洗得很干净。最让人想不到的是，王金花居然还用香皂，王支书到现在还舍不得用香皂，到镇上开会了，都是用洗衣粉洗洗手、洗洗脸。王支书看着那块香皂，虽然他也知道这是她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但还是流出了大量的口水，他看了一眼王金花，说：“手有点脏了。”然后就过去洗了洗手，趁王金花不备，摸了两下香皂。
王支书坐了下来，抽了一支烟，看了看王金花，很严肃地说：“老嫂子，乡亲们对你意见可大了！”王金花看了看他，揉了一下眼睛，捋了一下满头白发，好像有点听不懂：“我一不偷，二不抢，三不违犯计划生育，他们对我有啥意见？”王支书说：“你整天捡这些破垃圾干嘛？你把它们堆在这里，把整个村庄都搞臭了，村里现在到处都是苍蝇，你知道不知道？老嫂子，以后就不要捡这些破垃圾了，再说，这些破垃圾又不能卖钱，你捡它有什么用啊？你有什么事，给政府说说，政府给你做主！”王金花的眼角边挤出了两颗泪珠，她用袖子擦了一下，对王支书这个“政府”说：“做主？你能给我做主吗？他爹去世早，我屎一把尿一把地把这俩娃子拉扯大，你看看，他们长大了却不管我了，我能不难过吗？说起来，他爹是和张家那个死鬼一起死的，人家养了三个娃子都有出息了，都知道孝顺，我这俩娃子，谁知道心疼他老娘？”王支书知道这事，也知道这事自己没能力调解，孝顺是需要钱的，这是王家两兄弟最缺少的，所以也就没法孝顺。王支书讪讪地说：“那也不能捡这么多破垃圾堆在这里啊，乡亲们让我来要个说法。”王金花的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泪水从她那混浊的眼睛里不断地涌出来，屋里的盆子、凳子都漂了起来，把王支书刚买的一双二手破皮鞋也泡开了。王支书只得把皮鞋脱下来，心疼地拎在手里，气极败坏地说：“你哭什么，你哭什么？有话好好说嘛。”王金花抹着泪水，伤心地说：“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以为我喜欢捡这些破垃圾吗？我这是农闲时没事找些事干干，我没钱买懂事的宠物狗、宠物猫什么的，我只能养些苍蝇、蚂蚁，把它们当作宠物，寄托一下感情，把这两个死娃忘掉……我本来已经忘掉了，你这么一说，又让我想起自己年轻时是怎样把他们屎一把尿一把地拉扯大的，他们现在却不管我了，我能不伤心，我能不哭吗？”王支书见她哭得这么伤心，苍蝇、蚂蚁原来还是人家养的宠物，也不好意思再谈下去了，他只得拎着两只破皮鞋走了。王金花把他送到门边，她红肿着眼睛，眼睛比熟透的桃子还要鲜艳，那些苍蝇以为王支书欺负她了，嗡嗡地叫着扑了过来，好像把他当成了一泡臭狗屎使劲地咬他。王支书忙抱头就跑，但还是有几只苍蝇在村边的歪脖子柳树下追上了他，在他拎着的破皮鞋里产下了几只哇哇啼哭的小蛆虫。
王支书就拎着那只破皮鞋在村里转悠了半个月，见到一个人，就让他们看那几只蛆虫：“你们看看，我去给王金花说过了，不让她再捡破垃圾了，她不听，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容易吗？”乡亲们伸头看看，那几只蛆虫已经有一厘米多长了，还赖在王支书的皮鞋里不肯走，都觉得他是不容易。王支书就又说：“谁让我是王庄的村支书？这是我应该做的。不过，下次要是村民直选村支书了，你们一定要投我的票。”乡亲们忙点头：“投你票，投你票，不投你的票就不是娘养的。”
王庄的人谁也不去王金花那里了，他们都认为王金花肯定是得了精神病。但我妈还是经常去。不是我妈不怕苍蝇、蚂蚁，而是因为我妈有钱，她每次去时，口袋里都会放上一大把硬币，用来贿赂那些苍蝇、蚂蚁。我妈对这个世道很了解，就连苍蝇、蚂蚁也很势利，对有钱的人态度很好。再说，我妈有钱，她因此能买起雪花膏用，每天早上起来，她就把雪花膏涂了一身，甚至连脚趾缝里都涂了。因此，我妈虽然也是个老太婆，但她身上总是香喷喷的，苍蝇、蚂蚁对香味过敏，它们害怕我妈。
我妈去王金花家串门子，王金花每次都要拿出那张两个儿子每个月给她五块钱的字据让我妈看。我妈不识字，但每次她都装作能看懂的样子，看得都很认真。那张字据是从小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已经很旧了，上面的皱纹比王金花脸上的皱纹还多。王金花激动地抖着这张字据对我妈说：“你看看你看看，养儿防老，到头来却落了一场空，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早知如今，我就不要这俩龟孙了,一生下来就把他们淹死在尿盆里！”她每次都要给我妈这么说上几遍，听得次数多了，我妈的耳朵就起了老茧，甚至还因此得了中耳炎，一遇刮风下雨，耳朵里就流黄色脓水，有次还从里面游出了一只像米粒那样的虾子。我大哥又不得不把她接到县城的人民医院，开了后门，又花了四百多元钱，这才治好了我妈的中耳炎。我大哥问起我妈怎么得了这病时，我妈就很害羞地讲了王金花家的事。我大哥扶了扶眼镜，撇了撇嘴，很看不起王金花：“以后你别去她家串门子了，她就像个祥林嫂一样。天天捡垃圾、养养宠物，就能忘掉痛苦吗？自欺欺人不说，还污染环境！要是让绿色和平组织知道了，非到她家静坐、示威不可！”我妈没文化，不知道绿色和平组织，也不清楚啥叫环境污染，但她听懂了一点，知道祥林嫂也是一个像王金花那样的人，但她不知道祥林嫂是谁，是哪个村子的。她惊奇地看着我大哥，认真地问他：“祥林嫂是哪个村的？”
我大哥当然不能告诉她，祥林嫂是浙江省绍兴县鲁家村的，要是让我妈知道了祥林嫂是鲁家村的，我妈说不定就会经常去祥林嫂家串门子。我妈人很好，就是喜欢到不如自己的人家那里摆阔，嗑“洽洽香瓜子”，给人家絮絮叨叨一遍又一遍地讲自己的三个儿子如何有出息，刺激人家。她就这一个缺点，我大哥让她改很多次了，她就是改不过来。所以她出院以后，没听我大哥的话，一回到王庄就跑到王金花那里，指着自己的耳朵很得意地说：“为了这个耳朵刚刚花了长江娃四百多元钱呢。”治个耳朵就要花四百多元钱，这让王金花很吃惊，她正在纳鞋底，缝衣针戳在了手指上，鲜血滴在地上，像朵盛开的梅花。王金花看着我妈黑乎乎的耳朵，又很羡慕又很心疼，她不像我妈那么娇贵，她把滴着鲜血的手指放在嘴里吮着，很真诚地说：“大嫂子，不是我说你，要心疼钱啊，要是换了我，我宁愿让耳朵聋了，也不会花这个钱。”说完这话，她又开始从抽屉里翻出了那张字据让我妈看。不过，我妈也很聪明，她这时已经总结出了经验，有了对付王金花的办法，她在耳朵里严严实实地塞了两小块棉花。这样一来，她就可以不听王金花絮絮叨叨地数落她的那两个儿子了，相反，她王金花只能听我妈讲她那三个儿子是如何地有出息。但这也带来了不小的损失，王金花对她说的你有福气养了三个有本事的娃子之类好听的话，我妈也听不到了，但看着王金花羡慕的眼福，她也很知足了。
我们兄弟三个如今都成了人材，但我们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其中最有福气的就是我。我出生于1980年，我出生的第三年秋天，我爹就去世了。他是和王金花的丈夫一起到响水河对岸的大李庄供销社买化肥时，回来途中河上起了大风，把船掀翻了，一船的化肥沉到了河底，我爹他俩也就不好意思回来了，抱着一袋化肥也沉到了河底。我爹这么早就去世了，又不是烈士，也没有抚恤金，是有点不负责任。记得埋葬我爹那天，我妈就对我爹很有情绪，拍着棺材骂他：“你这个挨千刀的，你扔下我们不管了，让我们以后怎么过啊……”我和我妈的想法不同，我对我爹没有任何情绪，相反，直到现在我还很感激我爹，虽然他很不负责任地去世那么早，但他毕竟顶住了计划生育的强大压力，完成了让我出生的这项伟大的事业。我当然也感谢老天爷，他老人家太英武神明了，他要是让我再晚两三年出生，那时我爹已经去世，我就可能永远也到不了这个世上了。我对目前的状况很满意，两个哥哥都有工作，让我在北京这个比婊子还混蛋的城市里过上了一种吃穿不愁的生活，不用像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大学生，让自己的父亲羞愧得喝农药自杀。
我们兄弟中最倒霉的要数我大哥了，他这段时间因为“男女作风”问题被“机构精简”回了老家。虽说我大哥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被拿掉了，共产党员的头衔也被县委没收了，但领导看他可怜，还给他留了一条后路，他还能拿到一半工资。按说，我大哥还可以留在县城，但他的婚姻很不幸，他冒着开除党籍、职务的危险追求的婚外爱情也死亡了。这个我在以后再慢慢讲，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事，我还以为他的爱情收成不错，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实际上我错了，我大哥的爱情死亡得异常彻底。县城根本没有他的容身之地，在那个小小的县城里，我大哥成为了麦县名人，走到哪里，人们都对他指指戳戳，笑话我大哥竹篮打水一场空。他们的唾沫星子四处飞溅，像一只只苍蝇嗡嗡地朝我大哥扑来。我大哥那段时间几乎要发疯了，只得抱头鼠窜地逃回了王庄老家。我大哥因此产生了后遗症，害怕再到城里去，有时看到一根水泥电线杆都胆战心惊，慌慌地跑开，跑了很远，还要再三回头张望，惟恐水泥电线杆再追上来。用后现代的“能指”来讲，水泥电线杆在这里已经不再是水泥电线杆了，它象征着肮脏的城市压迫着我大哥。我大哥还是觉得乡下的大地亲切，但自从他成了国家干部以后，乡下老家就没有他的土地了，他整天没事干，像个鸭子一样在村里晃晃悠悠。村里的乡亲们觉得我大哥整天不干活，还能拿几百块钱工资，很牛逼，我大哥在村里晃悠，他们不说是晃悠，都说我大哥是在“散步”。实际上我大哥一点也不觉得这是在“散步”，简直是在受罪。这主要是因为王金花堆在村子北边破草棚旁的垃圾堆恶心了他，夏天是苍蝇和蚂蚁的黄金时代，它们在村里到处乱窜，臭味笼罩了整个村庄。有好几次，我大哥想去劝劝王金花不要去捡垃圾养那些低级宠物苍蝇、蚂蚁了，忘掉痛苦的办法很多，比如可以看看书、写写文章，这个爱好多高雅。我大哥也下了决心，如果王金花有这个意思，他可以天天去教她读书识字。但我大哥每次还没走近那个破草棚，那股臭味就张牙舞爪地扑了过来，我大哥可以忍受，但他的眼镜、衣服、领带们却受不了，还没到王金花那里，它们都一个一个地溜跑了。最严重的一次，我大哥的裤子都差点儿跑了，他只好紧紧地抓住它，连滚带爬地退了回来。
但我大哥还不死心，他终于找了个机会，在王金花下地干活的路上拦住了她。我大哥扶扶眼镜，很认真地给王金花上了一堂心理课，告诉王金花，解除痛苦的方法很多，比如读书、写文章，把书籍、文章当做宠物来喂养，是可以忘掉自己周围的现实的，比如爱因斯坦小时候就很爱看书，有一次他边走边看书，脑袋撞在了树上，他捂着脑袋四处张望地问别人：“刚才是谁撞我的？”看看，这就是宠物书籍的力量，凭借书籍的力量完全可以挣脱令人绝望的现实的羁绊，在自由王国的美丽天堂中生活。我大哥真诚地看着她，亲切地告诉她，如果她想读书写文章，他可以免费授课，决不会要她一分钱。王金花看了看他，眼神变得像我母亲一样慈祥，她很可怜我大哥：“看把娃子害的，干部当得好好的，说回来就回来了，害得娃子现在发高烧说胡话……”她说着就伸出鸡爪一样干枯的手来摸我大哥的额头：“娃子你想开些，来，让王婶摸摸，娃子你是不是发高烧了……”我大哥感到很委屈，他很没礼貌地挡住了她的手，说：“王婶，我是给你说正经的，你在村里堆了那么多垃圾，养了那么多苍蝇、蚂蚁，实际上也不会让你忘掉痛苦的，还污染环境。你想忘记痛苦，看看书、写写文章多好。”王金花有点不高兴，她硬梆梆地扔下一句话：“哼，书呆子，神经病！”然后扭头就走了。
我大哥痛苦地抱头蹲在了路边，我大哥心里想：总有一天，我要烧了你那些破垃圾！
实际上我大哥根本就没这个胆子，他只是个书呆子而已。自从当上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他就更胆小怕事了。这个我比了解博尔赫斯还了解他。我大哥没有胆量去烧她的垃圾，就只好天天蹲在乡下老家的破烂房子里不出来。我们乡下老家虽说房子更大，还有一个大院子，至少有两三百平方米，但很不现代化，虽然堂屋里摆着一台21英寸的彩电，但有线电视的电缆还没扯到村里，只能收到省里和麦城地区的电视台，就连我们无比爱戴的中央电视台都收不到。每当到了我大哥最爱看的“焦点访谈”时，我大哥面对电视上的一片叽叽喳喳乱叫的雪花，都会把双手插在头发里，很痛苦地使劲地挠着，头皮屑比电视上的雪花还多，纷纷扬扬地飘了一地，有时能把他坐着的椅子都埋着了。第二天早上，我母亲打扫卫生时，总能扫出一大堆，这时我母亲就会埋怨他两句：“长江啊长江，你这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吗？我屎一把尿一把地把你们拉扯大，又供你们读书当了干部，我容易吗？我这么大年纪了，干活腰能不疼吗？”可我大哥把我妈的这话当作了耳旁风，天天晚上到了“焦点访谈”时他还挠头皮，还掉头皮屑。我妈对他没办法，就骂中央电视台，我妈没文化，也没有政治敏感性，骂的话太难听，我就不再这里讲了，不然我也要跟着犯错误。我九岁当了少先队员，十四岁入团，将来可能还会入党，这个觉悟我有。我从小就是个好孩子。
我大哥现在过得很不好，他被“机构精简”回王庄后，整天除了对着墙角下的蚂蚁窝发呆，无所事事，闲得发慌。这让他更难受，浑身皮肤发痒，口干舌燥，甚至有一天晚上，在半夜里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头驴子。这和我们麦县的语言习惯有关，我们麦县形容一个人闲得发慌时就说“你不如去学驴叫去”。这让我大哥很惊恐，他四肢着地，在屋里团团乱转，快到天亮时，我大哥终于找到了一件事干。他从床上一跃而起，看了看自己的手脚，惊喜地发现，自己不再是头闲得发疯的驴子了。我大哥终于给自己找了件事干，这其实是个骚主意。“骚主意”这个词不是我说的，是我妈和我二哥这么认为的。我大哥的这个“骚主意”就是，在村里办个“学习班”，把村里不识字的人集中起来学文化。我们村还有不少人是文盲，除了认识人民币上的数字，有些还不会简单的加减乘除，买东西时总是吃亏，被人家算计块二八角。我大哥是个书呆子，天真得像个孩子，他以为乡亲们肯定都想学文化，将来再买东西时，用文化反过来算计人家。文化是可以用来算计人的，所以知识分子的“窝里斗”一向都很热闹，也都很阴险毒辣恬不知耻。这是文化的副作用，和药物一样，副作用是免不了的，但主流还是治病救人的。可我大哥还是想错了，乡亲们对待文化知识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他们虽然文化不高，但算计的能力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他们认为上学就是为了考上大学成个城里人，当“国家干部”。在这个现实主义思想指导下，王庄的小孩上了学，考试成绩如果不好，没有希望当“国家干部”，那他们就死定了，很快就会被爹妈从那个破烂的学校里拽回家里放牛去。我们村里有不少小孩一年级刚上完，父母一看成绩不行，就当机立断不让他上了。在王庄乡亲们看来，再让娃子读几年书，那就成了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这事傻子才干。有一次我们那里的小学校长为了让大家多上几年学，耍了点手腕，在成绩单上做了手脚，每个人每门功课都在八十分以上。乡亲们高兴得不得了，把自己的子女供到了小学毕业，结果一参加升初中考试，都落榜了。等到乡亲们知道是校长做的手脚后，都非常生气，拿着锄头、镰刀涌到了学校，要不是派出所的同志及时赶到，非出人命不可。那个小学校长也因为欺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而被上级免职了。乡亲们现在提起这个小学校长还生气：“日他妈，这个坏种，骗了我们好几年，花了那么多学费，白供娃子上学了，他良心被狗吃了！”
我至今感谢我妈，像我妈这样的人，一心供我们哥仨读书，这是个例外。当然她也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国家干部”，这和其他乡亲们没什么区别。但她比其他乡亲有耐心，我二哥有次数学考试只得了40分，她顶住了村里强大的现实主义舆论压力，都没让我二哥退学，而是用破鞋教育了一顿他的屁股，饿了他一天，第二天把书包挂在他脖子上，又让他上学了。这让我二哥的班主任都很惊奇：“张黄河，你昨天没来，我还以为你妈不让你再上了，你看看，我把你的座位也调给别人了。还能上啊？好好好，你妈不亏是女中豪杰巾帼英雄！”班主任把我妈夸得很肉麻，但这事还是让村里人笑话了我妈好几年，认为我妈这是把钱往水里扔，给娃子交学费的钱还不如买几斤肉包饺子吃，一直到我大哥考上了大学，我二哥当上了警察，他们才不笑话我妈了，而是轮到我妈口袋里揣着“洽洽香瓜子”去笑话他们了。实事求是地说，我不赞成我妈这么干，有点“以暴抗暴”的味道，这太刺激人家了。
我大哥很想让乡亲们学点文化，他比我还要书呆子，乡亲们的心眼都很实，又不考大学，还学什么狗屁文化？我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我大哥就没有看出这一点，他还自费订阅了《人民日报》、《河南日报》、《麦城日报》，想给乡亲们读读报，了解一下国家大事。这当然也失败了，报纸上又不能长出麦子大豆，乡亲们不吃他那一套。我大哥还不吸取教训，这会儿又想办个“学习班”。
我大哥先去找王支书商量这事。我大哥已经不是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了，地位低了不少，他一进王支书家的大院，那条黄狗就冲着我大哥汪汪地叫个不停。要是放在从前，它只有围着我大哥的脚跟团团转的份了。但王支书对我大哥还算客气，他给我大哥倒了一杯开水，还在开水里倒了一些白糖。王支书穿了一身中山装，口袋里还别着一支“英雄”牌钢笔，但钢笔里有没有墨水，我大哥很怀疑。我大哥还清楚地记得，三弟张高排刚出生那一年，镇上流行戴手表，能有一块手表非常牛逼，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镇上的工人到我们村边的响水河来钓鱼，冬天天气很冷，他们还把棉袄袖子高高挽着，故意把手表露出来让我们村庄的姑娘们看。人穷志短，乡亲们看着也只能干瞪眼。王支书是我们村第一个戴上手表的，那时乡亲们都觉得王支书很牛逼，一看到王支书就问：“支书，几点了？”王支书就“呼”地把手臂伸了过来：“你自己看看！”乡亲们忙把脑袋贴在他手臂上流着口水看他的手表，王支书这时就趁机把头高高仰起，看了看头顶上的日头，说：“12点了，快回去做饭吧。”乡亲们就忙回去做饭了。有一次我大哥也趴上去看热闹，看了半天，仰起小脸问王支书：“支书，那针咋就不动呢？”王支书瞪了我大哥一眼：“去去去，你小孩子懂什么？牛犁了一天地还要吃些草，躺下来歇歇，表针走了一天，不也得歇一歇？”乡亲们一听，是这个道理，都哄地笑我大哥，我大哥闹个大红脸，夹着尾巴溜走了。
我大哥知道王支书也没多少文化，他满怀信心地给王支书讲了自己办“学习班”的打算，想让王支书开个群众大会讲一下，并把村里废弃的仓库腾出来，当做教室来用。王支书听完，没有立即表态，而是走到门前，把手掐在腰上，抽了一支烟，紧缩双眉，望着满天乌云，沉思不语。我大哥忙讨好地说：“支书，你如果大力支持的话，我让你坐第一排，再让你当‘学习班’班长，并且可以给你加小灶，学习一年，保证你达到小学毕业生水平。”我大哥本来想说“初中毕业生水平”，但王支书的文化程度很让我大哥担心，恐怕自己没那个本事。王支书的文化水平，我大哥心里有数，他上到初中时，王支书终于有了一块可以天天不用歇的手表，但乡亲们问他几点时，他还是高高地仰着头看天上的日头。那时我大哥虽然没手表，但他通过学习文化知识获得了解放，知道怎样看时针、分针和秒针。我大哥趴上去一看，王支书每次说的时间都和手表上的不一样，我大哥这才知道，王支书戴着手表却不会看手表，这只戴在王支书手腕上手表，就像是长在骡子下面的**一样，是做样子的。我大哥很可怜他，就逮住一个没人的机会，给王支书上了一课，教他如何看手表。王支书以后对我大哥的态度好了许多，我大哥再去放牛时，王支书一般都不会再绑着他的手，把他的头塞进裤裆里玩他“老头看瓜”了。
我大哥来找王支书，虽说是让乡亲们学文化，但我还是有点不乐意，我觉得王支书是个坏种，是王庄的垃圾。我在小时候就曾经听说过，王支书很不正经，不但搞村里的小媳妇，还搞人家城里的女娃。那还是早些年城里的知青来到我们王庄向劳动人民学习时，王支书就经常欺负细皮嫩肉的城里女娃，害得人家都不想扎根人民公社了，都要想方设法地上大学、招工回城里。要回城里必须得通过王支书这一关，王支书就把公章别在腰里，人家女知青来找他时，他必须得脱了裤子才能把公章拿出来。村里人说，王支书睡了所有的女知青。王支书自己也不否认，这么多年过去了，还动不动就讲人家女知青某某脸白肉嫩，皮肤好，一副老不正经的样子。别的乡亲听得流口水，我听得恨不得上去扇他一个嘴巴。我是很难受，那些鲜艳的知青妹子，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一颗红心交给党，誓将青春献人民，哪里艰苦哪里去，满怀豪情来到了我们王庄，王支书却把人家如花似玉的青春糟蹋了，连人家将来的回忆也充满了苦涩，王支书真他妈的不是人。王支书现在也不老实，分地时他要最好的地，他是官，大家也认了，他还得寸进尺，犁地时总要多占人家一点地。刚开始时，也有人不服气，找王支书评理，王支书兄弟多，上去一顿饱揍，害得人家半个月下不了床，到镇上告状也没有人理。小时候我们王庄所有的小孩还都被王支书玩过“老头看瓜”。在放牛时，王支书会把我们叫过去，把我们的双手用藤条绑起来，两条腿也捆起来了，然后把脑袋塞进裤裆里，用手轻轻一推，就骨碌碌地在地上翻滚，腾起一溜灰尘，乡下没别的娱乐，风景这边独好。这就是“老头看瓜”。我也被王支书玩过“老头看瓜”，闻着裤裆里骚烘烘的味道，那时我真想哭，这太他妈的屈辱了。可王支书喜欢玩“老头看瓜”，我们只能积极配合。我们爹妈看不下去，但他们也没办法。我大哥也多次被王支书玩过“老头看瓜”。
我大哥不计前嫌，保证王支书能达到“小学毕业生水平”，他本来觉得这够艰巨了，谁知王支书转过身子，嘿嘿地奸笑了两声，问我大哥：“长江娃，你口气不小嘛，那我问问你，你自己是什么文化程度？”
我大哥推了推鼻梁上的近视眼镜，很认真地说：“大学本科。”实事求是地说,那一刻,我大哥还有点骄傲,大学本科在王庄前无古人,虽然不能保证后无来者，但还是很牛逼了。
谁知大学本科也没吓着王支书，他眯着眼睛看着我大哥，撇了撇嘴：“我操，你还要教我学文化呢，口气这么大，我还以为你是博士呢！”
我大哥有点哭笑不得，他说：“支书，我没博士文凭，虽然只是大学本科，但我要教乡亲们学文化已经够用了。”
王支书“哼”了一声，又朝我大哥撇了撇嘴：“长江娃啊，你不是博士，你怎么教我这个硕士研究生学文化？你有没有搞错？”
我大哥吓了一大跳，他鼻梁上的眼镜也被吓得跌到了地上，碎成了五块。我大哥忙摸起了镜片，这副眼镜他戴了十多年了，很有感情，他心疼得泪水都掉了下来，泪水滴在镜片上，镜片也很感动，知道我大哥也离不开它，唰唰地又长好了。我大哥把眼镜戴上，吃惊地问王支书：“你、你是硕士研究生？支、支书，你、你有没有搞错？”
王支书有点生气：“咋的咋的，你还看不起农民咋的？伟大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再说了，长江娃，我好歹也当了几十年村支书了，没人性我还有党性，我会骗你吗？我可是货真价实的硕士研究生文凭！”
王支书说完，把手中的香烟头很潇洒地弹了出去，香烟头在空中很漂亮地划了个弧线，落在了院子中，一只老母鸡以为是什么好吃的，扑着翅膀跑了过来，一口吞进了肚子里。科学研究表明，香烟头的最高温度能达到3000摄氏度，因此那个香烟头在老母鸡的肚子里烧了起来，那只鸡很快就成了一个火球，一会儿就被烤成了一个烧鸡。王支书一边啃着油乎乎的烧鸡，一边走进屋里。王支书再出来时，手里已经多了个蓝本本，他很牛逼地把这个蓝本本扔在了我二哥的面前：“长江娃，你自己看看吧。”
我大哥忙摘下眼镜，仔细地擦了擦，然后又戴上，瞪大了眼睛，没错，的确是个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不是克莱登大学的，相反还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大学。我大哥有点怀疑，会不会是花了一二十元钱从街头上买来的假证件？我大哥从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放大镜，仔细地研究了一下，没错，的确是个货真价实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不是假货。
王支书啃着烧鸡，坐在我大哥的对面，晃着二郎腿，得意洋洋地说：“长江娃，你没想到吧，大隐隐于市，王庄还有我这么一个研究生吧。”
我大哥的确没想到，王支书居然还知道“大隐隐于市”，自己离开王庄这么多年了，人家王支书说不定还真是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地读了个研究生文凭，前几天报纸上还说，有个农民还正在家里造直升飞机呢。我大哥小心翼翼地说：“支书，你能读个研究生文凭，还真不容易！”
王支书斜了我大哥一眼，有点看不起我大哥：“读个研究生文凭算什么？整天累死累活的，不但要舌头打着卷学英语说洋话，还要起早贪黑啃干粮，这样读来的研究生文凭我最看不起了，投资太大，方法太笨，三个字，太累！如果不用去学习就能搞个研究生文凭，那才叫有真本事！”
我大哥吃了一惊，眼镜又从鼻梁上掉了下来，好在这次我大哥有心理准备，还没等它掉在地上，我大哥就用双手接住了，他捧着眼镜，不解地问王支书：“支书，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不用学习就能搞个研究生文凭？支书，你这个国际玩笑开大了。”
我大哥已经不是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了，王支书已经不怕他了，他从我大哥手里拿过他那个“毕业证书”，在我大哥的脑袋上“啪啪”地敲了两下：“长江娃啊长江娃，亏你还当过官呢，连这都不懂？现在当官的要求‘知识化’，咱们玉米镇镇长、书记都是硕士研究生了，听说咱们麦县赵副县长都是博士生了，你怎么还是大学本科啊？”
王支书看了看我大哥，摇了摇了头，他很同情我大哥：“怪不得你的官被撸了，就是这次不撸你，下次也会撸你，大学本科早就过时了！我劝你还是聪明一点，早点搞个硕士研究生文凭吧！”
我大哥有点不理解：“硕士研究生文凭那么好搞吗？”
王支书说：“你还不知道啊？官越大越好搞，听说赵副县长是给大学送了两斤大米，就搞回来了一个博士文凭。咱们镇的镇长和书记是送了二十斤鲤鱼搞来的。我官最小，他们要价最高，要了我一牛车红薯、三十斤鲤鱼、两只老母鸡。你要还是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算是个副局级，估计十斤鲤鱼就行了，但你现在被‘机构精简’了，不是官了，送再多的东西也没用了，你只能真刀实枪地去考了，还不能找人替考。”
我大哥根本就不相信，他笑了：“支书，你这是在给我说‘瞎话儿’的吧！”
王支书有点急了：“我要是说‘瞎话儿’，你让我舌头生疮出门撞上汽车不得好死！”
王支书激动地把“毕业证书”在我大哥面前晃着：“你看看，你看看，上面的钢印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大哥忙又掏出放大镜，仔细地研究了半天，终于叹了一口气，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收起了放大镜，没错，是真的。
王支书很同情我大哥：“长江娃，我看你也挺不容易的，这样吧，下次村委会换届选举，我给你弄个村主任当当，到时再送给你一牛车红薯，你也搞一个。要当官，没这个玩意还真不行。”
官场已经让我大哥胆战心惊，他对当官已经没兴趣了，他摇了摇头：“王支书，咱不谈这个，还是谈谈‘学习班’的事吧。你有文凭了，就不用再学了，其它乡亲没文凭，让他们学学文化，将来也能看看报纸，长长见识。”
王支书有点不高兴：“长江娃啊，不是我说你，你真是个书呆子，乡亲们学文化有个屁用，文化又不能当饭吃。你想搞你搞吧，我可不开什么群众大会，跟着你丢人现眼，你想搞你自己搞吧。”
我大哥只好又往后退了一步：“那就把村里那个仓库让出来做教室吧。”
王支书本来有点不愿意，那个仓库曾经给王支书留下过许多美好的回忆，他曾经在那里现场办公很多次，为每一个到王庄插队的女知青盖过公章。就是现在，没事时，他还要进去静静地坐一会儿，回忆回忆那个黄金时代的往事，偶尔还会和村里一些风骚的小媳妇去遭遇一下爱情。但他看了看我大哥，我大哥的目光里闪动着执著的火焰，这些火焰在王支书的脸上烫了几个泡，王支书只好捂住了脸，龇牙裂嘴很不情愿地把仓库的钥匙给了我大哥。
我大哥的“学习班”办了三天就失败了。我大哥挨家挨户地跑着动员，他把嘴皮子都磨破了，滴滴嗒嗒地流着血，村庄的大路上血迹斑斑，但乡亲们依旧不为所动，没有一个人报名。他们端着饭碗，吸溜着红薯面糊糊问我大哥：“都成这个样子了，学文化还有啥用呢？”
我大哥充满革命豪情地说：“学文化了可以读书、看报。”
乡亲们又问：“都成这个样子了，读书、看报还有啥用呢？”
我大哥说：“了解国内外大事。”
乡亲们再问：“都成这个样子了，了解国内外大事，还有啥用呢？”
我大哥愣在了那里，是啊，都成这个样子了，了解了国内外大事，又有啥用呢？你了解了国内外大事，知道霸权主义牛逼哄哄的美国想搞伊拉克，你就是不想让它搞，你又能怎么着？你只能干着急。反之，你支持美国搞伊拉克，恨不得让美国立即把这个王八蛋专制政权干掉，可我们国家支持以法国为首的“反战轴心”，你因此有一肚子的意见，你又能怎么着？你没有话语权，没人听你的话，你只能对着家里那头老黄牛说去，它又听不懂。听不懂了还好，它要是听懂了更麻烦，你都急得满嘴起泡，你让兢兢业业操劳了一辈子老黄牛也跟着急得满嘴起泡，你于心何忍？
我大哥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所以然，只好垂头丧气地回了家。
我妈看着我大哥一个人回来了，身后没有一个人响应，我妈觉得很没面子，她很善良，为了不让我大哥难堪，我妈牵着她喂的那头小山羊报了名，以实际行动响应我大哥在王庄开展的学文化运动，参加了我大哥举办的“学习班”。但我妈也是图个新鲜，学了“人、口、手”三个字，就觉得没意思了，也不学了。但我妈也不想做得太绝，她把小山羊留在了“学习班”。小山羊正处于发情期，正在和我们村里一头小绵羊谈恋爱，小绵羊也跟了进来。我大哥看看还有两头小羊在学文化，虽然有些遗憾，但他还是善始善终地继续教他们识字。小绵羊长得很漂亮，毛发雪白，眼神温柔，像个美丽的公主，她有很多追求者，不到一天的时间，我们王庄的鸡鸭猪狗们都挤到了仓库里。我大哥见到这么多愿意学文化的，心里很高兴，把教室搬到了仓库外面。这下更热闹了，王庄所有的麻雀、喜鹊、乌鸦等等也赶来了，它们静静地站在枝头，聚精会神地听我大哥讲课。但学了一天，它们也没劲了，有的在下面打瞌睡，有的在做小动作，小山羊和小绵羊眉目传情不过瘾，干脆抱在了一起卿卿我我，亲吻时的唾沫星子乱飞，搞得很不像话，小绵羊的其它追求者也因此很有意见，嗷嗷怪叫，课堂乱哄哄的。我大哥很生气，用树枝做的教鞭一指小山羊和小绵羊：“你们两个给我站出来！”我大哥把他俩叫到墙壁前罚站。谁知这下更乱套了，鸡鸭猪狗麻雀喜鹊乌鸦更觉得学文化没意思，屁用没有，还得罚站，“呼”地一声，他们就跑光了，就连小山羊和小绵羊也趁乱溜走了，只剩下了一地小板凳、瓜子皮，还有几摊猪狗屎。我大哥叹了口气，只好又乖乖地把黑板搬进了仓库，垂头丧气地回了家。
我妈站在家门口，张开双臂迎接我大哥归来，她还像一个预言大师一样教训了一下我大哥：“看看，我说是个骚主意，没人学吧，你不信，偏要去办啥子学习班。这下好了，出洋相了吧！”
但我妈再转而一想，好歹都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出洋相了，自己脸上也没光，忙跑回来又和我大哥站在了一起：“咱庄上的人都不知好歹，害得你热脸碰上个冷屁股，算了算了，别把这事放在心上，从哪里跌倒了再从哪里爬起来。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
我大哥哭笑不得，现在又不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神州二号”都已经在天上遛跶一圈又回来了，毛主席的教导有个屁用。
我大哥又开始对着墙角下的蚂蚁窝发呆。我大哥很快就想通了:乡亲们不学文化,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学,也不是不知好歹，而是现在是农忙季节,乡亲们没功夫学。我大哥决定再退一步,动员那些不太忙的老头老太太们来学文化。我大哥说干就干，他又开始挨家挨户地去动员，甚至还捏着鼻子忍着臭味去了一趟王金花家。我大哥走进王金花家时，她正在吸溜着喝红薯面汤，连个菜都没有。我大哥等她吃过饭，涮过碗，就满怀期待地问她：“王婶，你想通了没有？”
王金花有点疑惑地看了看我大哥：“什么想通了没有？”
我大哥诚恳地说：“王婶，我给您说过的那件事，您要忘记痛苦，就不要再捡破烂垃圾养苍蝇、蚂蚁污染环境了，您要是会看看书，写写文章的话，您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值得您关心的事很多，比如美国要打伊拉克什么的。您一关心国内外大事，就会忘记痛苦的。”
我大哥的到来，让王金花非常反感，实际上她对我们张家的人都反感，包括我妈。我妈总是磕着“洽洽香瓜子”刺激她，她早就有意见了，但她和我妈从年轻时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不好翻脸。和我们张家对比一下，王金花觉得自己倒霉透了，丈夫都是在一条船上一起死的，凭什么你们张家就比我们王家牛逼？凭什么你天天磕“洽洽香瓜子”，我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凭什么你天天吃香喝辣的，我只能喝西北风？我自己想捡那些破垃圾吗？我又不是什么环保主义者，要不是你们张家三个儿子成了人材，知道孝顺老人来刺激我，我会去捡那些破垃圾吗？我要是有钱，能买得起宠物狗、宠物猫安度晚年，我会养苍蝇、蚂蚁当宠物吗？看见我那两个儿子我痛苦，看见你们张家的人我更痛苦！老天有眼，你张长江现在倒霉了，官被撸了，可你每个月还有几百块工资拿着，几百块啊，我见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你现在来让我学文化是假，你来笑话我老婆子是真！这不是欺负人吗？你用心何其毒也！
王金花越想越气，她瞪了我大哥一眼：“你别在我面前说风凉话了，我就是死了也不会跟着你学文化去，没事你到大路上学驴叫去！”
我大哥还不识相，他舔了舔嘴唇，润了润嗓子，还不识相地继续给王金花做思想工作：“王婶，您就报名学文化吧，您带个头，大家都会跟着您学的。”
王金花火了，认为我大哥是在拿她当猴耍了，以为她还不知道他是来笑话她的，她顺手从桌子上拿过了一把菜刀，挥舞着朝我大哥吆喝：“你给我滚，你这个精神病，你给我滚！”
我大哥吓了一跳，忙往后退，脚碰到门槛上，一下子摔倒了，蚂蚁、苍蝇们嗷嗷叫着扑了过来，我大哥忙爬起来抱头鼠窜，非常狼狈。
王金花赶走了我大哥，心里还很生气，更加痛苦，为了缓解痛苦，她不学文化，而是在村里碰到一个人，就拉着人家，给人家说我大哥官被撸了，脑袋受了刺激，成了个“精神病”。乡亲们刚开始也没把她的话当成一回事，听的次数多了，再看到我大哥时，目光都怪怪的，觉得我大哥真的像个精神病了，他没球事干，天天对着家里的墙壁、椿树、柴禾大声读报，教它们学文化。我大哥实际上也不是在教它们学文化，而是只斗败的小公鸡，在王庄抬不起头，他没脸出门，只好在家天天学习《人民日报》、《河南日报》、《麦城日报》，但天天看报也难受，他就对着墙壁、椿树、柴禾大声朗读，也不管它们能不能听懂。我大哥这样做，是想让自己的心情畅快一点。
我大哥觉得王庄没意思透了。
二、昆虫记
继续说说我们张家的事。我高排的名字并不是像裴志海说的那样，实际上叫我张高排，爹妈是费了一番心血的。
我大哥叫张长江，我二哥叫张黄河，名字都很牛逼，轮到我时，我爹我妈想不起来还有什么比长江黄河更牛逼的。我刚出生，像个小肉团一样躺在我妈的怀中，我爹亲切地看着我，他在紧张地思考着给我起一个什么样的既响亮又伟大的名字。他憋得脸红脖子粗，想了半天，想起人民公社时的军宣队长吴排长，也就是现在麦县公安局吴局长，曾经当着全村父老乡亲的面踹过他一脚。那一脚姿势优美，动作漂亮，使我父亲终生难忘。那还是在人民公社时全民动员写诗歌，轮到我爹时，我爹憋得差点尿裤裆，这才想出来一句：“啊，长江，真他妈的长；啊，黄河，真他妈的黄！”吴排长瞪了他一眼，说：“你那叫什么诗？听我这一首：党啊，我的亲娘，我爱您，您的儿子，吴卫东！这才叫诗歌，懂吗？要带着浓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说完，他就高高地抬起脚，在空中划了个像梦一样美丽的半圆，结结实实地踹了我爹一脚，把我爹一下子踹下了作诗的戏台子。吴排长那一脚很重，让我爹的屁股疼了好几天，以后别人一提诗歌他就想尿裤裆。我爹这是真怕了那个吴排长，他那威严的样子让我爹在他面前不敢再放一个屁，也让他至今难忘。他因此错误地以为，排长这个官不小。我刚一出生，他就给我这个小肉团起了个名字叫张排长。从这里你们也能看出来，裴志海的小说是他瞎编的，我爹他根本不可能当过兵，他如果当过兵，就应该知道排长是部队里最小的官儿，起码会叫我“张团长”。实际上我爹当了一辈子农民，据我估计，他可能连县城都没去过。他叫我张排长，我妈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她也没文化，也以为排长是个很牛逼的官儿，明目张胆的，太嚣张了，乡亲们天天喊我“排长”，会有意见的。我爹又憋得脸红脖子粗地想了半天，说：“排长是大官，咱就叫他张大排。”我妈那时正抱着我喂奶，她还比较年轻，身材很好，我爹流着口水讨好地看着她，她斜了一眼我爹，对我爹的智商非常不满意：“张老三啊，张老三，你真没文化，大排是什么？大排是猪肉！这不是糟蹋俺娃吗？”我本来也没在意，正专心致志地抱着我妈沉甸甸的乳房滋滋地吮吸着。我妈说话声音很大，唾沫星子溅到了我脸上，我这才注意听了一会儿，觉得这个名字果然不好听，小时候叫叫还可以，长大了我要是早恋了，跟在屁股后的漂亮的小女生还天天叫我“大排”，我能不觉得丢人吗？但我那时刚出生没几天，还不会说话，不能举手反对，所以我就痛苦地抱着我妈的乳房，哇哇地伤心地啼哭着。我和我妈的抗议，让我爹无地自容，但他又实在想不起更好的名字，只好闷闷不乐地背着锄头下地去了。
在锄地时，我爹还把它当作一件国家大事来思考。由于他精力不够集中，一锄头下去，没有锄到地里那棵茂盛的狗尾巴草，却锄到了自己的脚。好在我爹在人民公社时就养成了坏毛病，干活一向比较偷懒，很少用大力气。我妈教育过他很多次了，说现在不是人民公社了，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了，是自己给自己干的，他还是改不过来。这次也不例外，他高高地扬起锄头，轻轻地放下来，所以只锄掉了脚背上的一块指甲大的肉。但这也够他受了，鲜血汩汩地流着，一会儿就泅湿了脚下的一片黄土。我爹龇牙裂嘴地从地里抓了一把干燥的黄土，撒在伤口上，慢慢地止住了血。疼痛使我爹的思维更加清晰，七八个名字不断地在脑中闪现。我爹终于抓住了灵感的火花，灵感的火花在他手中噼噼啪啪地响着，他激动地从地上爬起来，把那只破布鞋抓在手里，一瘸一拐地飞快地向家里跑来，一进我家大门，就高高地扬起了那只破布鞋，像只刚生下一只蛋的老母鸡咯咯地大声吆喝着：“娃他妈，娃他妈，俺想出了一个好名字！”我妈正抱着我坐在院里晒太阳，看着我爹举着破布鞋就像举着一颗手榴弹冲了过来，我妈和我都吓了一大跳。我妈下意识地抱紧了我，瞪着还算美丽的风韵犹存的大眼睛问他：“你神经病啊，看把娃子吓得！”我也忙很配合地蹬了两下小脚，在我妈的怀中撒了一泡尿，表达了我的不满。我爹不计较我和我妈的态度，这一点我爹很有风度，他瘸着腿，眼里闪着泪花，激动地说：“娃子不叫张大排了，我一整天都在琢磨这事，我想通了，排长是大官，也是高官，就叫他张高排吧。”我妈听了，皱着好看的眉头思考了一会儿，觉得这个名字不错，既准确地表达了他们殷殷期望之情，又琅琅上口，比阿猫阿狗好听多了。我妈就很羞涩地笑了，觉得错怪了我爹。伟大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怕一个人犯错误，只要能改，还是一个好同志。”我妈就能知错就改，所以我至今还认为我妈是个好同志，她充满感情地看着我爹，很肉麻地夸他：“这个名字不错，就像是读书人起的，张老三，亏你想得出来。”我爹被她夸得不好意思，脚也不疼了，背也不驼了，就像喝了“脑黑金”一样。我对这个名字也很满意，所以我就在我妈的怀里伸出双手，手里抓着一把阳光，咯咯地冲着我爹我妈笑个不停。现在想想，我那时笑得还不够真诚，有点傻乎乎的，但基本上准确地表达出了我对他们的朴素的敬意。我很懂事，这一点你们不服不行。
我们兄弟中，最无聊的要数我二哥了。我二哥从小就调皮捣蛋，不向董存瑞邱少云雷锋学习，专门跟在村里的“溜光蛋”王大猛屁股后面学习爬树捉知了攀墙头偷人家柿子跑到河里摸虾子。“溜光蛋”是我们那里的方言，类似于你们城里人说的无赖地痞流氓小瘪三，在乡下被戴上这样一顶帽子，连媳妇都不好娶。但王大猛没事，他爹是村支书王堂贵，他长大后，不但娶来了媳妇，娶来的媳妇还非常漂亮。那时我还在上小学，娶亲那天，我特地逃了一天课，跑到村口去看新媳妇。新媳妇果然长得很漂亮，脸是瓜子脸，腰是水蛇腰，当时我就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指着新媳妇，就像当年项羽指着出巡的秦始皇，很牛逼地结结巴巴地说：“我将来要娶媳妇就娶这样的媳妇。”这个想法一度成为了我的理想，在小学五年级有次写作文《我的理想》时，我就是这么说的。这让我们语文老师很生气，当场弯起大拇指在我脑袋上来了个爆栗子，并且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预言了我的未来：“大家别看他很少说话，好像很腼腆，其实心里可做事了，花花肠子不少，将来肯定是个大流氓！”实际上他错了，小时候我想娶个像王支书家的新媳妇那样漂亮的女孩当我的老婆，只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我更多的时候不想这事，缠着村里的王五妮和我妈给我讲民间故事听，我很快就自觉地端正了人生态度，树立了远大理想，那就是：长大以后当个作家玩玩。我现在写着这个小说，就是为实现这个伟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说得有点远了，我把它再拉回来。我二哥整天跟在“溜光蛋”王大猛屁股后面转，我对此很不以为然。我二哥也不想想自己是谁，将来能不能娶个漂亮媳妇，也跟在人家后面当“溜光蛋”，这太缺乏自知之明了。小时候我就觉得我二哥的脑袋有问题。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坏人学坏人，跟着巫婆下假神，我二哥上了学就成了个小流氓，经常欺负女生，拿毛毛虫吓人家。我妈为此还打过他几次，刚开始是打他脑袋，一巴掌下去，能让他站在原地转好几个圈。我像小黑狗一样蹲在他旁边，他看我时，我就哭丧着脸，以示同情，他不看我时，我就开心得龇牙裂嘴，觉得很过瘾。有一天我妈还这样打他时，被我们王庄德高望重的支书王堂贵看到了，他一本正经地对我妈说：“黄河他妈，你不能这么打他。”那时我大哥还在上中学，不是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二哥张黄河是个拖着鼻涕的小学生，不是玉米镇派出所的张公安，我还没上学，连“北京天安门”都还没听说过，所以我们家在王庄还是小户人家，不像现在这么牛逼。王支书的话，就是组织的教导，我妈不能不听，她的巴掌高高扬起又轻轻地放下，撩了一下额前的秀发，很发愁地说：“支书，这娃子太不争气了，不打他不出息。”王支书背着手，很认真也很权威地对我妈说：“棍棒之下出孝子，该打还得打，但不能打脑袋，把娃子脑袋打坏了，以后怎么出息？要打就打屁股，屁股上肉厚，经打。”我本来有点不高兴，心里还在想：操你妈支书，张黄河又不是你儿子，我妈想打就打，管你什么事？这会儿一听，不是不能打，而是打的地方不对，方法不科学，不过这也没什么，只要还让打，屁股也行。我很快就想通了，我妈也想通了，她用胳膊夹着我二哥，噼哩啪啦地打了起来。我二哥像杀猪一样嚎叫着，但我妈觉得还不过瘾，又脱下破布鞋，往手心里吐了两口唾沫，布鞋上下飞舞，噼哩啪啦，连我看得都觉得自己屁股也疼了。我二哥不看我，我都不忍心再笑了。我以后还要当排长，是有身份的人，我要是再笑，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那我还算个人吗？
王支书这狗日的就不算是个人，他不但不做我妈的思想工作，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而且还鼓励我妈：“对对对，以后就这么教训他，看他还学不学好！”王支书是官，我妈得到了王支书的口头表扬，表现得更加卖力，把我二哥打得屁股肿得好高，好几天都坐不了凳子。这一点，我对我妈很有意见，没文化就是没文化，就像美国轰炸塞尔维亚，点到为止，也不派兵去占领，目的也达到了。当然，鉴于那是八十年代中期，科索沃战争还没有爆发，就是爆发了，我妈也肯定不懂，政治这玩意，不是谁想懂就能懂的。这个我就不说了，但对越自卫还击战我妈总该知道吧，就因为有了这个自卫还击战，军官才那么吃香，解放军叔叔就是好，穿皮鞋，戴手表，阿姨跟在后面跑，所以我妈我爹才想让我长大也去当排长，也让良家妇女跟在我后面跑，娶媳妇不用他们发愁。自卫还击战不也是点到为止吗？既惩罚了不听话的越南鬼子，又显示了大国风度，一石两鸟一箭双雕，这多好。可惜这道理都是我以后才悟出来的，那时我还小，不能和我妈交流，所以我妈就上了王支书的当，不但没教育好我二哥，反而让我二哥破罐子破摔，越学越坏，在上初中时就学会了早恋，比我还早了好几年，我是到了高二时才学会的。裴志海在他的小说中说我不会谈恋爱，这是他瞎扯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虽然很少说话，但装了一肚子男欢女爱的民间故事，从小就想娶个像王大猛的老婆那样的媳妇，何况是到了如狼似虎很危险的青春期？我早熟。但我这人还是很老实的，早恋恋得很规矩，并且还不是我去勾引人家的，而是那个叫李雨的美丽女生主动勾引我的。这个我以后再说，先在这里留个悬念。
我二哥跌跌撞撞地上完了高中，高考当然落榜了，害得我妈哭了好几天，还差点动手再打他一顿。当她脱下破布鞋，并且高高扬起时，我二哥捂着屁股着急地说：“妈，树要皮，人要脸，我这么大了，你还打我，传出去了，我不丢人死了？将来媳妇也娶不来了！”我妈一听，再揉揉眼睛，看看我二哥，他是长大了，身子比她还高，有了喉结，还长了小胡子。这么大了还挨打，传出去了影响是有点不好，我妈只好丢了破布鞋，又趴在床上哭了起来：“张老三啊张老三，你睁开眼看看，我屎一把尿一把地把娃子拉扯大，一心供他读书当干部，他死娃子却没能考上大学。我辛辛苦苦地赚钱交了那么多学费，到头来却落了一场空，我这不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吗……”我妈哭得让我二哥很不好意思，他主动打了一盆水，把毛巾递给了我妈：“妈，你别哭了，不行我就当兵去，争取将来当个军官！”我妈一听，觉得我二哥说得有点道理，当了军官不就是个城里人了吗？我妈从床上支起了身子，拿了毛巾擦了擦红肿的眼睛，说：“当兵的人那么多，你能当上吗？”我二哥大大咧咧地说：“妈，我大哥现在在县委工作，天天和县长、书记在一起，让我当个兵还不容易？”我妈听了我二哥的话，立马精神焕发，两眼放光，又年轻了四五岁，下午她就穿了件干净的衣服进城找我大哥去了。我大哥刚开始还不干：“他张黄河瞎说哩，我一个小干部，根本就和县长、书记说不上话！”我妈的目光一下子黯淡了，她紧张地问我大哥：“那黄河就没希望当兵了？”我大哥没好气地说：“要当让他自己去当，让我开后门搞腐败，门都没有！咱家那么穷，他还不好好上学，让他在家干几年农活再说！我才不给他开后门搞腐败，丢人现眼的，有本事他自己当去！”我大哥说得很坚决，一点余地也不留，他是想当个“清官”。但我妈也知道，当兵是除了高考，惟一的一条跳“农门”的捷径，所以大家为当兵都挤得头破血流的，没有后门根本就没法去当兵。我妈当场就趴在我大哥的办公桌上哭起了我爹“张老三”。我妈一哭，我大哥就慌了，只好买了好烟好酒，晚上趁着天黑，偷偷地溜进了县武装部长家。我二哥这才顺利地当上了兵。
但我二哥很不争气，没能当上军官。
我二哥在部队的事我不知道，但我估计也好不到哪里，要是他干好了，说不定就成了军官了，也能穿皮鞋戴手表，阿姨跟在后面跑了。我二哥当了三年兵，连个班长都没捞上就退伍了。但他嘴巴比石头还硬，把自己吹得很牛逼，经常给我讲，说是一个叫赵婷婷的小女兵迷上他了，非要跟着他回我们乡下老家，但他考虑到她父亲是个军长，她在部队有前途，跟他回乡下老家没前途。为了不影响她的前途，他就要求退伍了。尽管他说得天花乱坠，伟大得把自己都感动得眼圈红红的，但我很怀疑。我二哥身上有很多劣根性，为了跳出“农门”，他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别说是军长的女儿，在初中时他连镇长的女儿都不放过，主动地跟正在和他早恋的一个小女生吹了，要去追和他不是一个班的镇长的女儿，但人家根本就不理他。为了把这个小女生感动，他还用红墨水假装咬破手指给人家写了一封求爱的“血书”，也被人家送给老师了。但他还喜欢吹牛皮，见人就说，是镇长的女儿追他，他根本就看不上她，要是县长的女儿，还马马虎虎地凑合。我二哥在这方面很不要脸。我二哥在现实生活中混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名声比我家落满了苍蝇的茅坑还要臭。
我妈就只好又跑到了县城一趟，让我大哥给我二哥在县城找个事干干，将来转干当个国家干部。这时我大哥刚当上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官更大了，按说更能开“后门”了，但我大哥咬着牙不松这个口，还教育我妈：“我手中是有权力，但我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是给人民办实事的，不是给他张黄河开后门的。你让他在家好好干活，别想歪门邪道的！”我妈虽然没文化，但她很聪明，她问我大哥：“你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是给人民办实事的，那我问你，我算不算人民？”我大哥愣了一下，他使劲地搔着头皮，吞吞吐吐地说：“按、按说，你、你是人民，可、可哪里又好像不对劲……”我妈撇了撇嘴，反过来又来教育我大哥：“你就别拿人民来糊弄人了，你不把人民落实到我头上，你就是把人民当空气了。我是人民，我现在就要用你手中的权力给我办实事！”我妈可真厉害，一下子就把我大哥这个书呆子逼到了死胡同里，说得我大哥哑口无言，但他还是不肯给我二哥找个事干干。好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我妈又拿出了她最擅长的那一招，趴在我大哥的办公桌上哭我爹“张老三”。我大哥就又慌了，我大哥是很孝顺的，他是个好人。我大哥就只好又活动了一下，让我二哥进了县公安局当了一名合同警。
实事求是地说，我二哥这人其实还是有点本事的，他很擅长写那种又臭又长又假的新闻报道，也发表了不少，这也是一个很牛逼的特长。我们哥仨写文章都很不错，都经常发表作品，这得感谢我爹，他要是不那么早就去世，占了我们村里的一块“风水宝地”，说不定我们哥仨只能喝西北风去。据说，有一个外地的风水先生从我们村庄路过，看到我爹的坟墓时，失声叫道：“好地方啊，好地方啊，这块坟地风水好，这家要出文人，子女都会当国家干部。”风水先生家在几百里外，对我们村庄和我们张家一无所知，而我们哥仨这时的确也都成了或即将成为“国家干部”，还真的都能写文章。我上了大学，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辩证唯物主义武装了头脑，对风水先生的话很不以为然，但我的两个哥哥和我妈都信。王庄的人也都信，我爹的坟头上还因此被人偷偷地钉进去了几根桃木橛子，据说这样可以破掉很牛逼的风水，让风水跑出来。我觉得乡亲们这么干是因为没文化很搞笑，但我大哥他们还真的把这当成了一回事，我妈提着一个破脸盆，用石头敲着，转着村子骂了整整一天，嗓子都累哑了。我大哥二哥凑钱买了砖、水泥，给我爹的坟地圈了起来，据说这是为了堵住风水，不让它跑。我同样也觉得这很搞笑，我不迷信。
虽说我们哥仨都会写文章，但我大哥主要是在上班时写领导讲话、汇报提纲，下班回家写些学术论文，偶尔写些散文发表，我是写小说的，就我二哥整天搞新闻报道就像搞对象一样粘乎。我对此很不以为然，我很看不起新闻作品，我觉得现在的新闻比我们勤劳智慧的河南人民造的假酒还要假。我就是想不通，我们河南人因为很擅长造假酒，搞得在全国名声都不好，同样是造假高手，那些写新闻的为啥就那么吃香？我想不通。假期回去，我二哥还人模狗样地搬出他那厚厚的新闻作品剪贴本让我看，我很有骨气地把它推开了，淡淡地说：“我是不看新闻的，现在的报纸上，除了日期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就连报头上的天气预报有时也不准。”我二哥还有点不好意思，他挠挠脑袋，嘿嘿地笑着说：“你也太绝对了，你写小说是厉害，但新闻你就不懂了，新闻也是要合理夸张嘛，不然怎么用来鼓舞人？但事情还是有的。我们也有职业道德。”我斜了他一眼，他张黄河不就是一个小县城公安局宣传科的新闻报道员吗？他居然给在北京的艺术学院读书的我张高排讲起职业道德来了。我撇了撇嘴：“得了得了，你丫的收起你那一套吧，我不是没有看过你写的新闻。上个月我在北京的一份大报上还见到你写的一篇通讯。咱县的一所学校失火了，你不去找原因，却写了那么多救火英雄，可能这也是真的，但它算是实事求是吗？你别吹了，有空你还是看看我的小说吧。”我很牛逼地掏出了一本文学刊物，“啪”地甩在他面前：“有空你看看我写的这部中篇小说《1948年王庄纪事》，比你的新闻真实多了。”我二哥立马放下了他那狗屎一堆的新闻作品剪贴本，拿起了我的小说，一边翻着一边还在嘿嘿地笑：“好好好，怎么说都是你有理，我好好学习学习。”我二哥这几年来，脾气是越来越好了，不亏是当过几年兵，看来部队还真是个大熔炉，把流氓地痞小瘪三都能收拾得服服贴贴，我很佩服。
我二哥现在被从县公安局打发到了玉米镇派出所，他整天无所事事，非常无聊，他趴在玉米镇派出所值班室的桌子上发呆。他看到了一只蚂蚁爬到了桌子上。这只蚂蚁有四条腿，身子大概有两毫米，但为了精确一点，我二哥拿了一把尺子量了量，不是两毫米，是2.17毫米。为了更加仔细地观察它，我二哥用手指轻轻地摁了它一下，它的一条腿粘在桌子上了，它使劲地挣了挣，没有挣脱。但我二哥还不放心，找了一张白纸，四周涂上胶水，然后盖住了这只可怜的蚂蚁，贴在了桌子上。他拍了拍手，这才直起腰。我二哥出了派出所大院，走到街对面的一个杂货铺里。杂货铺的老板是个将近五十多岁的臃肿的老女人，她的肚子上的肉一圈一圈的，走动时一颤一颤的，就像套了好几个救生圈。实事求是地说，我二哥不喜欢她。她正站在一张椅子上，在货架上使劲地翻着，不知道在找什么东西。她的女儿正病恹恹地趴在货架上，眼神散乱，百无聊赖。我张高排也认识这个女孩，她是我高中时的同学杜小丽。她长得还算漂亮，但漂亮不能当饭吃，她高考落榜后就一直在家，好几年了，还找不来工作。我们大家心里其实也清楚，没有足够的关系是找不来工作干的，这在我们麦县是一条硬道理。但我二哥有关系，所以他虽然是个农业户口，但他能当上合同警。我二哥也知道这并不值得向广大人民群众炫耀，但他走进杂货铺时，还是很不自觉把腰杆直了直，信心很足地拍了拍货柜：“嗨，醒醒，买东西。”我二哥不喜欢老板娘，但这并不影响他喜欢她女儿，她女儿杜小丽长得并不丑，在一定意义上说，她在我们玉米镇还算是个美女。这种美主要体现在衣服和化妆上，毕竟在县城上过高中，知道什么叫穿衣打扮，不像我们小镇上的其他美女，总是把粉抹得满脸都是，脸部动作稍微一夸张，粉就一块一块扑哧扑哧地往下掉。杜小丽这点就让我二哥很佩服，她脸蛋白白的，你明知扑了粉，但那粉好像抿进了皮肤里，一点也不显山露水，身上还有股好闻的香味。我二哥研究过很多次了，至今也没弄明白是不是也洒了香水。这也很高明，浓浓的劣质香水是很容易让一个当过兵见过大世面，军长的女儿都追求过的年轻人反感的。
我二哥站在杜小丽跟前，偷偷地抽着鼻子，做着深呼吸，认真地研究着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是来自少女的体香还是来自劣质香水时，她抬起了头，看见是我二哥，她像只猫一样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好看的哈欠，翻了一个好看的白眼，漫不经心地问我二哥：“买什么？”我二哥他们很熟，所以她的服务态度不是很好，没有微笑服务，这一点我二哥并不怪她，这和玉米镇的大环境有关，它太土里土气了。我二哥指了指货柜里的放大镜：“要个放大镜。”然后他就满怀期待地伸长了胳膊，她拿了出来，对我二哥热情的手理都不理，“啪”地放在了柜台的玻璃上，把玻璃砸疼得吱吱叫。我二哥脾气很好，依旧没有怪她。我二哥心里清楚，这主要是因为她妈也在这里，她不好意思对他的手表示热情。实际上他们经常在一起用一种暖味的语言调节气氛。我在这里说调节气氛，不说调情，调情这个词太死不正经，和我二哥的人民警察身份反差太大，我二哥对自己的身份一向很注意。他板着脸，像个正二八经的“国家干部”，很严肃地问她：“多少钱？”她又朝我二哥翻了个白眼，有气无力地说：“五元。”我二哥知道她这是在宰他，这种假冒伪劣产品肯定连三元钱都不到。但他不想和她吵架，他在心里想，我得注意自己的身份，我是光荣的人民警察。我二哥眼巴巴地看了一脸臃肿的老板娘，刚做出要掏钱的架势，她妈老板娘就叫了起来：“唉呀唉呀，大兄弟，掏什么钱呢？”我二哥依旧装模作样坚持要公事公办，其实他们在这里拿东西从来都没掏过钱。人民警察很牛逼。我二哥装作还要掏钱，老板娘忙跑过来，连推带拉地把他送了出来，还亲切地让他下次再来，或者打个电话，她亲自给他服务上门。我二哥不想和她拉扯，这在大街上，我得注意自己的身份，不就是个放大镜吗？再拉扯一会儿也没多大意思，倒好像我占了她多大便宜似的。事实上，我二哥觉得自己算是倒霉透了，连杜小丽的手都没碰到，一点便宜都没占到。我二哥很不满意。杜小丽好像也有点不满意，她冲着我二哥大声地吆喝：“喂，我把账给你记上了，有钱赶紧送来！”我二哥简直要气极败坏了，操，不就是一个放大镜吗？他扭过头，刚要很争气地掏张五元钱甩到她脸上，她妈朝他挥挥手说：“大兄弟，你快去吧，死妮子，不懂事！”然后她回过头，狠狠地瞪了一眼死妮子杜小丽，义正辞严地说：“人家张公安是那样的人吗？你记什么账？”
我二哥很牛逼地整了整身上的警服，昂首阔步地走进了玉米镇派出所的大门。走进值班室，我二哥小心翼翼地揭开那张白纸，那只蚂蚁还在，它还在那里挣扎。蚂蚁毕竟是蚂蚁，挣扎没有用它还在那么用力地挣扎，在这一点上，它没有人聪明。前不久，派出所的拘留室关了一些抗税的农民，刚开始时也挣扎，也哭着喊着要出去，但叫了半天，发现没用时，也就不再吭声了。他们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沉默的大多数”是最有前途的。他们没看过王小波的书，但他们能无师自通地明白这个道理，这很不简单。我二哥掏出放大镜，这只小蚂蚁在放大镜下像只苍蝇那么大，这样他就能很仔细地研究它了。它有一双很薄的翅膀，这说明它不是个工蚁，而是一只雌蚁或雄蚁。他用手指把它拔拉个底朝天，凑近放大镜仔细研究，研究了近十分钟，眼睛都酸疼了，他抬起头，看见满屋子的星星在闪烁，但他还是没有研究出它是雌蚁还是雄蚁。我二哥有点垂头丧气，他太缺少有关蚂蚁的知识了。但他手上没有《昆虫记》这样的书，只有一本1988年10月北京第99次印刷的《汉语词典》。他用拼音查到了“蚂蚁”的词条。［蚂蚁］ma yi 昆虫，体小，长形，黑色或褐色，头大，有一对复眼，触角长，腹部卵形。雌蚁和雄蚁有翅膀，工蚁没有。在地下筑巢，成群穴居。操他妈，也没讲如何分辨雌蚁和雄蚁。我二哥只好放弃了分辨这只蚂蚁性别的努力，他摸出了一支烟，点上吸了两口，然后拿着烟头，慢慢地靠近蚂蚁，它使劲地挣扎着，慢慢地缩成了一个小黑点，就像这个小说中的一个逗号。它死了。我二哥莫名其妙长长地出了口气。
是的，我二哥就是这么无聊。
这段时间，派出所的弟兄们都很无聊。没有什么事干，除了一个值班的，天天都在搞整顿，整顿就是挨骂，就是听领导骂他们是一群“饭桶”。这话他们都不愿意听，可不但不能不听，而且还要装出一副听得津津有味如饥似渴的样子。实际上大家都没怎么听，都在低着头，装作很投入地学习领导讲话的模样，实际上有的在练字，有的在画画。坐在我二哥旁边的孙公安是画裸女像，他的裸女像画得越来越好了。我二哥没那个本事，他在纸上不停地和派出所的领导对着骂：“你才是饭桶，你才是饭桶！”我二哥觉得这更无聊，所以他宁愿值班，也不愿意听领导讲话，但值班也同样无聊。无聊的烟雾笼罩了整个玉米镇派出所大院，以至于有一天浓烟滚滚，人们还以为发生了火灾，等到消防队赶来时，才知道是虚惊一场。
麦县整个公安系统都在整顿，这事实际上和我二哥也有关系。我二哥本来不是玉米镇派出所的警察，他是县公安局宣传科的。他的本职工作是写新闻报道的，而不是坐在这里无聊地烧蚂蚁。按照组织上的说法，我二哥这是暂时被派到玉米镇派出所来锻炼锻炼的。我二哥心里也清楚，锻炼是种客气的说法，实际上他这是来避避风头。
县公安局出了件很丢人的大事，这事在全国都有影响，我在北京也听说了。这事和我二哥也有点关系，他要是不来玉米镇派出所避避风头，他就死定了，下场甚至比这个像逗号的蚂蚁还要惨：回家当农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