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明的现状与未来
——浅论《土地的黄昏》
一、
黄昏降临，阳光将退未退，你看见自己从时间和大地深处跑出来，一整个世界渐次浮现，映入眼帘，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庄稼、房屋、床、水缸、锄头、镰刀、耙子，那个在村口大槐树下骂街的妇女，那个趾高气昂、威风凛凛的村长，那个整日埋头缝纫机前、眯着眼睛的细白的裁缝……每样事物都携带着时间、记忆和历史的痕迹，永恒地让你熟悉其中的一草一木，熟悉它们的行为方式。这就是乡土文明的直观感受。
我所理解的乡土文明，不仅仅是指乡土中国农民日常生活的文化和伦理道德，也是指由时间、空间、器物和人交织在一起形成的那样一个井然有序、相互生成而又各自游离的乡土世界。这样的一种文明“包含着中国一整套的生活经验，历史记忆和生命形态”。
二、
谈到乡土文明、乡土中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以一本《乡土中国》最为人们所熟知。费孝通先生通过长时间的实地考察，整理资料，运用与西方国家相对比的方法，在《乡土中国》短短十四章的内容中为我们集中揭示了“中国最为基层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这一问题。并且，他首次把“一个无法用现代逻辑和语言言说”的对象（乡土中国），通过几十本专著系统地阐释了出来。
“乡土性”、“差异格局”、“礼制秩序”、“熟人社会”、“无讼社会”等概念的精辟命名，从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把我们不曾知道或者我们知道但是无法名状、无法描述的一种客观的“存在”（乡土中国）一语道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费孝通老先生的著作更像是一部逻辑严密、材料翔实、论述深刻的社会学、哲学专著。因为哲学的本质就在于对概念的定义、命名，而费孝通老先生的《乡土中国》就是要从哲学意义上的普遍存在中抽象、归纳、概括、总结出一整套体系严密的概念总结。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更像是用材料来佐证论述，以全面的论述构建一个全面的概念体系。所以《乡土中国》的核心，在于精辟的命名。从这点来看，《乡土中国》和很多社会学专著并没有什么体系上的不同，都遵循着近乎枯燥的逻辑顺序，并最终奠定整个“乡土文明”、“乡土中国”研究的基础。
三、
同样是反映中国乡土文化、乡土文明的变迁，张柠的著作《土地的黄昏》就显得更加可读和大众化。
必须承认的是，张柠的研究确实是建立在以费孝通、杨懋春、许烺光、林耀华等老一辈乡土文明、乡土社会研究学者的基础之上的。张柠自己在接受《中国图书评论》记者专访时也坦率地说道，“前辈的研究是我研究的起点，这一批老一辈的学者的著作我都读过。”
同时也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说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是凭借高度抽象总结和概念定义的能力，试图从一个部落或者族群中寻找出某种规律性的和普遍性的“存在”，那么张柠的著作《土地的黄昏》则是从个人的乡村经验出发，“打破文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以自己的家乡竹林垄张家村为范本，试图以一种新的方式探讨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经验。
也就是说，和费孝通先生不同的是，张柠的著作《土地的黄昏》避开了本源性的抽象理论的探讨，重新回到乡土中国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处，在乡土中国生活的内部行走，观察它内部的形态结构和纹理，感知到那些纹理的或粗糙、或闪亮、或灰暗之处。而这，是纯粹的外部观察者所无法体会的。
四、
张柠自己有这样一段解读。他认为，他的首要任务是“拆解”，是还原性的而非合成性的。所谓的“拆解”，就是“将笼罩在乡土之上的一些概念、成见、话语所构成的“覆盖物”拆除，让他们恢复到“分子”状态（或者说“材料”状态）。而所谓的“编码”，就是将那些重新变回材料的新的乡土文化“符码”，重新纺织一次，编出来的不再是概念，而是图案。”
简单地来说，张柠所谓的“拆解”并非将整个研究对象碎片化，或者是后现代主义下的虚无化（“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哲学和历史学的范畴，这里不作重点论述和介绍，鲍德里亚称后现代是虚无主义时代。对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理解就在于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观取向，片面强调相对主义、个人主义。而虚无化，是一种怀疑主义哲学的范畴。虚无主义强调只有个体感知到的才是有意义的，其它一切都是虚无的，并且排斥科学知识），也不是推翻或者重新论证之前已经认知和论证好的种种概念（比如前文提到的费孝通先生所定义的“熟人社会”、“差序格局”、“无讼社会”等术语），实际上恰恰相反，我认为张柠正是基于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很多抽象而逻辑分明地已有论述，才能够敢于用近乎文学化的诗性的语言，重新回到大地深处，去寻找一个个乡土生活的细节，并且把这些鲜活的细节连缀起来，编织成一幅完整且富于象征意义的纹路清晰有条理的图案。如果仅仅是从个人经验主义出发，所带来的体验和观察到的生活场景必定是混乱的，和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无法实现从个人层面的乡村经验向集体层面的跨越。或者换句话说，最终只能是作家本人童年乡村生活的回忆录，而非一部社会学研究专著。
五、
费孝通先生更像是一位扎实的社会学家，在理论研究和实地考察方面都下足了功夫。这也是老一辈学者值得我们敬仰的研究治学精神。而张柠作为一个作家，或者说是一个搞文学创作的人，他一直强调自己扮演着的是一个“体验者”的角色。他一直说自己是以“在老家竹林垄村20年生活的所见所闻作为思考和叙事的基本起点”。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无疑使得他的作品带有了更多的个人经验主义色彩，而就像上文已经提到的那样，丰富的个人体验往往带有比较强的主观性，这对于学术著作来说，无疑是不值得提倡的。然而张柠似乎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认为，“人类文化活动（当然也包括乡土文化、乡土文明）是一种“活的类型”，必须要依靠经验的积累和类比才能够完成。”
我认为，张柠所说也不无道理。无论是费孝通先生的研究，还是前文提及的杨懋春、许烺光、林耀华等老一辈学者的研究，都不是闭门造车，都不是仅仅凭借自己的理论推演建造“空中楼阁”。他们的研究也需要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需要采集当地百姓生活的第一手资料，然后把这些形形色色的“个人经验”归纳、总结得到一定的结论，作为理论依据。
所以对于乡土文明的研究，关注的不应当是研究过程中个人经验的多少，而是是否能够恰当处理好这些个人经验总结，并最终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公允的理论成果。
对于这个问题，张柠在回答《中国图书评论》记者专访时这样解释。他说，“我在写作和选择词语的过程中，态度力求冷静，叙述力求客观，比如对形容词的使用就很谨慎。因为形容词主要是对一个人感受的表达，而面对同样的对象，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因此形容词很不可靠，使用的时候需要谨慎。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尽量多地使用名词和动词去描述，让观察和叙述视角往后退，保持视角的相对客观。当我脑海中的某个事物通过回忆的方式摆在我的面前时，我会描述它是某一个空间结构里的要素，呈现它跟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形容他，尽管我有大量的个人经验，仍然尽量滤去个人化的感受。”
简而言之，张柠认为自己并不是简单停留在个人经验的层面，运用了独特的写作技巧和思维方式，实现从个人经验到集体层面的跨越。
六、
仍然需要指出的是，张柠的著作《土地的黄昏》，运用的是诗性的、文学化的语言，而非枯燥的理论研究。
书的题目是“土地的黄昏“，开头便点明黄昏”充满神秘气息和辩证存在“，用诗意的描写和抒情奠定了全书的诗性特征。
学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梁鸿认为，诗性，并非只是一种抒情或修辞，更是一种对存在的体验，一种感受及理解事物的角度。它不是对单纯的美的召唤，而是对万物生长的复杂性和内在的过程持最虔诚的态度，倾听、思考、体会，从中得到情感或理论上的思考，最终获得与自我、自然、各种事物同在的生命感知。
从梁鸿教授对诗性的描述出发，我认为可以把《土地的黄昏》一书的诗性特征大概地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对乡土中国生活描述的客观程度；二是，对乡土文明的亲近程度；三是，对乡土文明的理解和展望。
对于第一点，也就是对乡土中国生活描述的客观程度，上文已经通过比较费孝通老先生的《乡土中国》和张柠的《土地的黄昏》两者之间的异同加以说明。说明过程中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张柠的“拆解”与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的“概念命名”的辨析。二是张柠过多的个人经验主义色彩对于《土地的黄昏》一书能否反映抽象层面的乡土中国的辨析。对于这两个核心问题，我已经给出了我的理解和回答。
对于第二点，也就是对乡土文明的亲近程度，梁鸿教授是这么描述《土地的黄昏》一书的：“打开《土地的黄昏》，土地、原野、植物携带着时间、空间和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敞开的空间内部，我们看到了各种已经遗失于时间之中的家具、农具、玩具、食物、服装，它们栩栩如生，仍然在某个繁忙的农妇手中，在奔跑的小孩腿间，你几乎可以听到那小孩尖锐的呼喊和汗水迎风而落的滴答。”
前文已经提到，张柠的著作《土地的黄昏》避开了本源性的抽象理论的探讨，重新回到乡土中国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处，在乡土中国生活的内部行走，观察它内部的形态结构和纹理。唯有从内部感知乡土文明的那些纹理的或粗糙、或闪亮、或灰暗之处，才能够细致地传达出乡土文明生活的每一个画面、每一个镜头。
关于第三点，即对乡土文明的理解和展望，我想在下面结合全书的结构和内容来谈。张柠认为，乡土社会作为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可能很有诗意，但当你真正身处其中却感到不舒服。这个不舒服的根源，就是书的副标题中提到的“微观权力”。
七、
如果说《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我们也可以认为，《土地的黄昏》建构了一个关于乡土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意义空间”、“生命空间”和“象征空间”。
在前六章，张柠从乡土中国生活的时间、空间特征开始，对乡村的“器物”、玩具、农民、食物等进行层层分析。
张柠对时间类型、时间数字、时间词语等进行“详细的文化学意义上的解析”，把土地的、乡村的时间划分为：“生态时间”（即自然的时间，是最初的时间类型，与自然的变化、季节的轮回、生命的循环周期相吻合）、“结构时间”（即实践的时间，是人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结果）、“节日时间”（即反“实践时间”，通俗的说，就是不忙农活、不忙农事的时间。节日时间是对生态时间轮回性的一种“绝望的救赎”，通过仪式化的时间记忆最终形成对应的心理时间）、“机械时间”（人为的）、“心理时间”（体验的）五类。
同时，作者乡村中国的空间分为“地理空间和血缘空间”、“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神圣空间和世俗空间”三组对应的概念。张柠指出，“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内部空间最稳固、最和谐的状况，就是纯粹的地理空间与血缘宗族空间的重叠”。张柠对每一个空间所出现的代表性、符号性的事物都进行了甄别、剖析和抽象。比如“祠堂”、“晒场”、“田头”、“墓地”。
同时作者也敏锐地观察到，现代观念的冲击导致乡村的时间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他在书中举了一个“麻将（赌博）时间”在乡村蔓延的例子。用来说明，“在麻将（赌博）时间面前，自然时间和生态时间全部都消失了，历史和祖先的记忆时间也消失了……它意味着劳动情感和土地情感的终止。”
同时，在现代性的轴心中，乡村的土地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价值——“植物性和生产性”，它正在被抽离并变为城市资本的一部分。在作者的论述中，乡村的空间也正在被抽空意义，变成抽象的空无内容和情感的空间。
就如作者所言：“如果土地丧失了增值、保值能力和抵押价值，如果生产丧失可再生性，如果共同认可的价值准则破裂，乡村会变成一盘散沙——身体活动与土地空间脱节，意图与实践活动脱节，存在与经验脱节。这就是“家园”即将丧失的征兆。”
八、
梁鸿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乡村和大地得以在人类文明史和心灵史中存在的总体性图景，而真正使生活得以呈现的是由人而产生的各种器物”。
器物“是农民个体器官的延伸部分”，但同时它又不是被动的工具，当它制造出来，并被长时间的使用之后，它反过来又“对农民的行为方式进行控制、规训和改造”。
这并不难以理解，在《土地的黄昏》的第四章到第七章，作者详尽讨论了乡村器物与农民的实践，以及乡土文化的关系。读了这几章，一个已经被遗忘了的，同时又无比丰富芜杂的完整世界慢慢浮现出历史的长河。
张柠在乡土中国的大地上兜兜转转、寻寻觅觅，把丢弃于无名角落的每一个细小的物品都捡拾起来，细细打量，寻找时间和意义。
同时张柠也通过对这些器物的描绘告诉我们，“器物并不只是器物，它承载着的是农民的文化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承载着不同的时间感和精神存在”。
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再将书中的一些典型的器物一一列举出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阅读《土地的黄昏》第四章到第七章。
九、
从这本书的第八章开始，便进入到了“对人的内部研究”和“社会史的研究”。
张柠并没有进行直接的理论表述（如前文所述，这和费孝通老先生《乡土中国》的进入论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而是以自己的经验观察。
作者在此之后花费了七个章节对农民性格、心理，乡村的婚姻、爱情和乡村社会结构进行阐述。这里面既有从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和秩序的宏观的建构，以及分析它与“现代国家价值体系”的差异，也有从微观层面，对乡土中国的各类人进行准确、细腻、生动的描绘。
从宏观层面，比如书中提到的对家乡的几位族长和族长式的老人进行考察之后，他探究族长权力的来源：“族长的力量、智慧和威严不是人为强加的，而是铭刻着宗族、时间和记忆因素的”。
作者认为，现代“平等”观念的强行介入，瓦解了中国农民传统的“平等”观念和意识。作者进一步指出，乡村传统公共领域的萎缩乃至消亡，决定了他们传统的平等观念的消亡。而这些传统，恰恰是“建构乡村社会最基本的观念”。所以，它们的消亡也意味着乡土中国自身所曾经拥有的文化空间的消失。
从微观层面，张柠在书中也对不少人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譬如理发匠、郎中、乡村的二流子等这种乡间边缘人物。张柠认为，这些人之所以受歧视、被嘲笑，不仅仅与他们自身经济地位的底下有关，还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乡土中国社会的“深层秩序模式”。
梁鸿教授就此一阵见血地指出，“在今天，大地、乡村和农民有越来越被简单化的倾向，他们的黄昏属性，那植物的、神秘的、温热的，代表着某种时空感和文明方式的属性正在被遗忘。”
现代都市的迅速发展和乡村被遗弃都使得乡土文明的这些经验、记忆面临着被遗忘的境地，其意义和价值也随之丧失。
梁鸿教授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这样一种完整的经验世界和象征世界（即乡土中国社会），这诸多在时间长河中闪闪发光的、承载着生命和历史的器物，这乡村种种复杂的人生和人格，是否就此“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和必要性”？
在此意义上，《土地的黄昏》通过对复杂的乡土中国细节所编织而成的图案的“发现”和“重构”来对抗这种丧失和遗忘。
十、
《土地的黄昏》可以说是一个“象征性结构”（梁鸿语）。它整体的结构上文已经随着章节的递进而加以解析，即“时间——空间——器物——人”这样一个结构。它已经把乡土中国世界作为一个大的意义体系和生命体系给呈现了出来。
在另一方面，我们在前文也已经提到，《土地的黄昏》一书的语言方式更是一种诗性的象征结构。张柠试图用个人的乡村经验、用感性的语言，来达到一个理性的投射。梁鸿教授认为，“这既是一种审美语言，也是一种象征语言和逻辑语言”。
“农具记忆是以后总缓慢而柔性的肉体雕刻技术，这是一种古老的身体记忆形式。在现代世界，它转换成战争、监狱、流放这些激烈的肉体毁灭技术。现代世界的日常书面记忆（即阅读和教育）是一种记忆的假象，与传统的农民世界无关。……农具的历史就是惯例、习俗和经验，需要顺从和学习。农具的使用就是对肌肉的挑战和考验，需要支付和忍耐。只有肌肉的疼痛和疲劳才不会被人遗忘，这是古老的心理学原理。农具将记忆镌刻在一代又一代农民的肌肉上。使用农具在肌肉上产生的经验和记忆，是缓慢和恒久的。”（摘自原书）
这样精彩而富于诗意的叙述和充满想象性、生命性、感性的理论表达，全书俯拾皆是。限于篇幅和精力有限，就不再一一收录，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阅读《土地的黄昏》一书。
十一、
本文不再循一般乡土中国读后感的惯例，不再对“熟人社会”、“差异格局”、“无讼社会”这些典型的乡土中国研究领域的术语进行解释和阐发。相关的论述不仅仅在很多论文、著作中已然阐释地非常明白（包括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我这里再次论述只能是画蛇添足，其实这些概念早已不是乡土中国所固有的概念了。所谓的“熟人社会”，在城市里不也是这样吗：只跟熟悉的人、亲近的人、信任的人打交道，不熟悉的人当然不会产生任何信任感，更不会委以重任。因此，这些概念早已内化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我们无时无刻都是这种观念和经验的控制之下。
本文最后两个部分，想重点探讨两个话题。一个就是前文第六部分提到的“微观权力”。张柠为什么要选择从微观权力而非宏观权力的角度去分析乡土文明？第二个就是从当下中国的一些热点现象出发，结合张柠《土地的黄昏》带给我的感悟，从宏观角度谈一谈乡土文明到底将何去何从，谈一谈乡土文明的现状和未来。
十二、
对于“宏观权力”的说法很多，比如“皇权不下县”以及1949年之后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张柠在《土地的黄昏》中避开了对宏观权力或者说对国家政治、时代变迁的直接解析，而是以“微观权力”作为切入口，去分析乡土文明，或者说乡村意识形态。
张柠对于“微观权力”是这样认为的：“微观权力实际上是被词语判定的一个静态事件内部细微的动静。”
张柠认为，“宏观权力”可能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微观权力”却是在一个看似静止的动态内部的细微的冲突和矛盾，它可能会表现在乡土社会内部的人际关系和细微的变化上。
从张柠的论述中不难理解，乡土文明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正逐步得被工业文明所取代，不仅仅是宏观权力的作用，当然必须承认宏观权力，包括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城市文明的全球化（城镇化为主）和全球文化变成大城市文化的这样一种大的格局，同时也应当承认，在这种巨变之后，还是会有很多细微的动因。这就是所谓的“微观权力”。
按照张柠的微观权力理论，我们可以分析为何很多人远离乡土，到城市谋生。动因之一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在乡土文明、农耕文明中感觉不舒服，想离开。比如生活水平低，物质条件差等等。这群想离开的人里大部分可能是智力很发达、体力不是很好（留下来意味着要干很繁重的农活，这是巨大的体力消耗）、敢于求异、敢于创新的人。而那些留在乡村的人，则是与之相反的类型：能够忍受乡土社会静态状况、恪守那一整套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可以忍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匮乏的物质生活条件，愿意过一种用身体和自然进行能量交换的生活的人。留与离开，这就是微观权力在起作用。
就像上文提到的那样，乡土社会作为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可能很有诗意，但当你真正身处其中却感到不舒服。这个不舒服的根源，就是书的副标题中提到的“微观权力”。
十三、
张柠有自己的野心。在《土地的黄昏》一书的前言中，他对中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甚至历史学相关的论述进行了剖析，他最终认为，尽管出现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江村经济》这样的开山之作，也有相当多的“三农”问题研究专著，却“始终没有一部农民哲学、农民心理学的文化史学著作”，“没有对农民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及其相互关系的全景研究的著作”。他希望能够以自己的努力弥补这方面的缺憾。
张柠的这种所谓“野心”也许已经部分达到了。《土地的黄昏》绕过抽象的、学术问题式的研究，从时间、空间进入大地深处，再从大地到器物，从器物到人，从人到人的文化心理，再到乡村文化、乡土文明空间的建构。可以说是“以一种全景式的图案再现了中国乡村生活的微观存在”（梁鸿语）。
从微观到宏观，从具象到抽象，每一个微观存在有机组合，渐次抽象为宏观的乡土文明。而从张柠“解构”（即上文已述的“拆解”）和“建构”的过程中，我也体会到了乡土文明自身的独特魅力和性质，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乡土文明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挑战下越来越萎缩的现状。
现在大家都在说故乡在“沦陷”。可是我却发现大部分人都是在说而已，能够回头去挽救这种“沦陷”的人微乎其微。大部分人只是一边感叹，一边义无反顾地奔赴城镇。工业文明意味着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更轻松的工作强度、更高效的生产力水平。我认为从社会发展的本质上来看，这样的“沦陷”是不可逆转的。
但是张柠似乎有他的更深层次的理解。张柠举了“十二五规划”中新农村建设为例，谈到如何解决农村在资源配置意义上的“沦陷”问题。他提到“城市反哺农村”，让农村逐渐升级、改造。提到新农村改造中的让自来水、抽水马桶进家，让农村居民过上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还有保障农村孩子的教育问题。
有的人（包括我）会认为这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文明输出，是文明的同化作用。换句话说，就是农村被城市同化。
但是张柠似乎不同意这一点，他在接受《中国图书评论》记者专访时这样谈到，农村升级就像一个杀毒软件，升级之后还是这个软件而不是别的杀毒软件，同理他认为，农村升级后还是农村而不是城市。
张柠的这种理解不无道理，作为一种文明，必然有其扎根其中的深刻历史和社会土壤环境，是不可能完完全全被另一种文明所同化。我想，最终打造而成的升级版，应该是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融合乡土文明和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特点的一种全新文明，它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应该更强，更具有普适性。
十四、
不得不提出的是，《土地的黄昏》一书的一些内容并不是完全让人满意的。比如关于“微观权力”的斗争，现在的“民工潮”已经非常明显地表达了大多数乡村农民的选择，几乎不存在所谓“微观权力”的斗争。还有书中的很多描写和叙述，虽然作者竭力避免个人经验主义带来的主观色彩过于浓厚的问题，还是在很多地方能够明显读出作者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另外，书中的一些描述具有地域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所接触到的乡土文明的现状是不同的，而本书恰恰缺乏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演绎这样一个过程。
十五、
远离故土在外求学，回看乡土世界，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恍然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这种感觉我想就可以用本书标题中的“黄昏”来形容。
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白天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晚上它是以一种元素和分子的形式在运动”。绝对的“动”和相对的“静”是辩证统一的，因此我想，“黄昏”这个比喻，一方面象征着乡土文明的消逝，另一方面，“黄昏”本身不是一种死寂的存在，它还是有转化成另一种形式的可能。
梁鸿教授认为，《土地的黄昏》是“一部关于乡土中国农民日常生活的文化伦理学著作”。我个人认为，其实完全可以把它当做普通的文学作品来读，透过理性与感性、具象与抽象等特征，透过风趣、幽默、通俗的语言，读者完全可以在诗性的描述中领悟到那种对大地、故土、人生的深深的爱和理解。
参考文献：
1、张柠《土地的黄昏》；
2、费孝通《乡土中国》、《江村经济》；
3、梁鸿《乡土中国日常生活的文化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