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外国语学校 梅放
曾经，我和所有人一样，严厉甚至是有一些无情地批驳李杨所谓的“伪纪实美学”。当年《盲井》上映的时候我还是未谙世事的幼女，但对于此题材的“性恶”说，即便是在很多年后的高中时代，我也一向置之不理。也因此，二零零七年，当电影《盲山》（所谓“盲系列”的续篇）出现在柏林，当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已经早就不“热乎”的热点——女大学生拐卖事件——之时，我也只是轻描淡写地瞥过剧照上女主角幽暗中带有一丝空洞的眼眸，并且习惯性地把它归到了我习惯中放置这个导演以及他的作品的位置，诚如我从小所被教育所形成的观念那样，这种电影的是建立在一种精神空洞的纪实手法之上的，顾名思义，它的社会参考价值太局限，对于精神的力量也是微薄，作为文艺电影而没有所谓的观点和声音，理应是不成功也不值得一看的。但是，当冯慧的故事摆在我面前，那一瞬间骤然在我眼前闪现的，竟然是影片简介里看到的白雪梅飞向她老农“丈夫”的那把菜刀……坦诚地说，如果以中国公映版的微微惆怅的“和谐”为结局，那么也许今天我的这一番议论便会完全和《盲山》无关了，但——二零一零年了，白雪梅命运的债务也许已经为她的那把冰冷的刀子所了断，但是山里的那些女子们在多舛命途上的行进却觉不会如这个黑暗的结局那样简单。是的，她们是不一样的，可是 20多年过去，许多我们祈望以时间去改变的东西都还是一样，与那座看不见的山一样，不仅看不见，也翻不过去。当时，李杨曾经想把那部电影命名为《回家路》；如果白雪梅带着血迹的、终未归去的路，那么冯慧的呢——也许，横在冯慧面前的山，绝不仅仅是白雪梅面前的那座而已。而也正是这些绵延不绝的将命运重重闭锁的山，才让我的精神为之震动，才让盲山山顶的鬼火重燃，让我，抛弃了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
从前，读着王小波的文字，心想，挤入那个话语圈，大抵不会是我的事情。但我想，冯慧和她的那座看不见的火山（也算得上是王小波所谓的一颗“精神炸弹”）大抵还是让我烧起来了。不过这次，并不是主动的“想”，而是被动的“不敢不”，兴许，也该谢谢导演和他的那根导火线，“盲”这个字让思想的火花蹿得飞快。
冯慧案中，究竟有几座失掉了光明的山？我们知道，唯有解释清楚了这几座盲山的存在，才有可能真正揭开整个事情背后的深层问题，才能够使得我们的感触不再只是简单的一声叹息，才会找到火把可以照亮的方向。当然，这个问题必须得到逐步的解答。如若我们回顾事件本身，即1988年春天发生的那起拐卖事件（之所以不称“案件”，之后还会提到原因，我们也将探讨），一座山的轮廓便清晰地浮出水面了。
这是引自杭州新闻中心网站，对这段故事的一些描述——“1988年3月，冯慧被外借到华东优生协会，3月被派往郑州和洛阳送文件。在郑州火车站，冯慧碰到了一位外表忠厚老实的大妈。大妈脚边放着10几包行李，一番交谈后，大妈满脸愁容，说自己在外面批发了点东西，想回家做小生意，可没办法一个人带这么多行李上火车，希望冯慧能够帮帮忙。善良的冯慧于是答应了大妈的请求。她提上行李，跟着大妈上了前往菏泽的火车。”这一走，21岁刚刚踏入社会没有多少年的冯慧，就过上了整整22年暗无天日的生活。说来也巧，大概那是一月末，《参考消息》上刊载了《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新加坡人对大陆针砭时弊，又在台湾练兵，实在让人有几分啼笑皆非，不过那片文章却是真的砭得有理，而且于冯慧案，也有在道德里因上的一些关联。[1]出于社会良知的一次出手相助，居然成了命运悲剧的开端，这件事情却不啻为她一人所经历，而且在世面上反复重演。但即便重演，人们的知觉也并没有因为这些事情的频发而感到加倍的警醒，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助人为乐成了高风险活动，因为股票市场顶多也是愿打愿挨的折本，可是扶起一个老人却面临着你完全不可预知的灾难——敢为者越来越少，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提出一点点治本之策。或者说，社会良知、责任感以及抗衡恶势力的勇气面对这座长期存在的不可逾越的道德之山，始终还是弱小的——白雪梅为了药材和生计才受到诱惑，而冯慧的出发点却是完全纯洁的：道德是明亮的，盲山的夜却如同一只巨掌，把繁缛富丽的社会表皮揭开，留下的只有天真的人们的惊愕和整个道德伪装下蠕动的让视线纷乱、精神崩溃的蛆虫。许多人说，如果不是因为当初的善良，也许就没有如今的痛悔，但白雪梅和当年的那个同济女生是在行善吗？善良并不是被欺骗的前提，而真正的良知并也不仅仅是扶起弱者的良知，更是无欺的良知。人们对良知的限定性使得，它成为一种前提性的行为。良知必须建立在善的基础上，无原则的良知是没有任何实际效力的，甚至是极端危险的：但是，消极地把这种善良称作现世的“愚蠢”，恐怕才是人类文明的最大倒退。我们曾经高举的Humanism，不应因为极致的所谓理性而成为冷冰冰的刀锋，架在慈悲的弱者的脖子上。
然而，对于冯慧来说，这还只是她作为棋子的第一次挪动。而在她今后向着归去的路上，横行的第二座山，却来自于她朝思暮想所期待重返的家庭——也许也有不少人要为她的家人争辩，所谓他们的痛苦也一刻并未止息，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也一刻都没有真正被终结。但是蹊跷的事实又让人不得不质疑，为什么冯慧的家人不及早报案，而要将这个问题拖到20多年后呢？
1979年，刑法对拐卖妇女儿童罪早已有了规定。中国古代，墨家有一个说法叫做，“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至情在这个故事之中，似乎完全没有得到体现——在早在几千年前都有人愿意为未识的众生而争，而且争在必得，可是如今法律佐助下的人们，反而显得束手无策。对于不报案这个事情，由性恶说可以有一支观点，但是比起这种性恶，如若我们把冯慧的家人都想作正面的，反而更显家庭这座山在冯慧命运中不可挪动的悲剧导向性的作用。家庭代表着一种传统的观念，因为家族本来就是历史的一个缩影，从更深层面上，唯有它的容纳，才使得一个羁旅的人得到价值的广泛认定，而这种认定，如果把严格的所谓道德或者是根本无关真实的外界的品评当成原则，那么它无形中变也成为了一个阻碍。家属充分地借助法律手段，对于身陷不义之地的冯慧本来可以成为很大的一线希望，但遗憾的是，这种手段最后还是被冒着巨大风险的受害人的儿子所捡起，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挽回局面——家庭，本身是受制于观念导向的，也是在微观上导向观念的。但正如很多人在社会上所听到的那样，导向观念的是伪道德，而这种道德的表现，正是“知而不争”，“争而畏不得”——这种导向并不是有意而为的罪孽，而是习惯性的无意犯罪。我们知道名嘴奥普拉小时候曾经受到表兄的性侵犯，知道伟大的诗人Maya Angelou也曾因性犯罪而受伤，但是我们的容忍仅限于她们是“非常”的这一种论断，家庭以为无法启齿，所以不争；觉得找不到反而会加剧痛苦（虽然这是一种可以饶恕的懦弱），所以争也争得局限。这种无法被法律所谴责，并终将被争议是否该加负道德谴责的软肋，使得本来对冯慧已经艰难的生存道路，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那么……走进了那个村庄之后呢？我们看到的，则是荣格笔下的群体的荒凉了，诚如他写道：“高出水面的一些小岛代表一些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部分；由于潮汐运动才露出来的水面下的陆地部分代表个体的个人无意识，所有的岛最终以为基地的海床就是集体无意识。”群体心理学上的羁绊使得个体的突破口变得异常窄小，而这也正束缚着二十多年来过着地狱般生活的受害者，并无限地拉长着她的痛苦。
按照互联网上的定义，所谓集体无意识，简单地说，就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而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正因为有着相应的社会结构作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柱——而这个支柱，就是故事中实体的盲山，冯慧所被贩卖到的地方。山的实体提供了无意识的全部原型的所在，在这样一个闭锁的环境之内，意识的背叛相比其本身反倒更像一种常态，地理文化、绵延千年的未被真正启蒙的生殖崇拜，以及驱动这种无意识的人本身的兽性，都使得盲山的恐怖在这个地域畅行无阻。世纪以来，我们无不赞颂人类的理性与意志力的伟大，但是在无意识的盲区内，一切就如同手机完全丧失了信号，先进性是可以在瞬间被完全抹煞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意识本身——当然也包括能够代表理性意志力的个体——所受到的损害是巨大的、甚至是不可估量的，而毫无疑问，即便冯慧回到了杭城，即便她的生活完全地恢复外表的平静，这种痛苦都将终生难以完全抹去；而她唯一可以称之为不幸中的万幸的，便是无意识的潮水从来没有完全地湮没她，而对于当年的条件来讲，那是她唯一独立与悲剧生活的希望。这种希望，纵使渺茫，也至少点燃了一线光芒，为人们找到盲山的所在指点了方向。但是，在这样一个黑色的巨大轮盘上，行走的又何止她一人；在这样一个文明空洞的山乡里，会再有多少意志的湮灭，却也无人知晓。
纵如此，即便在这样一个精神支离的生命面前，人们看到的，却更多的是“不能做”什么，这也许，才会成为冯慧最大的悲剧……
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时刻，律师更让公众愤怒。公众因法律不完善而迁怒于律师的事情从来就不少见，但是，当所谓律师说出“单位又不知道冯慧是不是真的被绑架了，当然不会给她安置”这样的话的时候，人们骤然停止了为她过去的悲哀，而开始了真正的忧虑。精神的广岛也许比重建一万个废墟还要难于实现，而这个“难”字不仅在于社会的同情心，还在于法律的人文关怀性。然而，这种被在实际研究之中架空的必须的特性却始终处于一种卑微的、可以被主观轻松推翻的观念——16世纪就出现的法律人文主义者(Legal humanists)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对历史文本的研习之中，却忽略了法律人文主义本身所可以具有的巨大进步潜能，而对于后来英美法与欧陆法的分裂，遗憾的是，也并未有任何一方将实质的人文性加入到法律的“正义”之中。判例是掌握在先驱的法官手中的，从某种意义上，是把关怀作为一个人的负担，而为后世百年的滥觞，这是有悖于人文主义对于全体人类的共适性的；而成文法的严肃性，则是对于合理豁免的一种硬性否定，它出于对社会安危的谨慎考虑，却使得一次通融都甚至需要修宪——但这样的做法，对于一个普通的国民来说还未尝有过。
承接上面的现实，欲证明一件二十多年前的拐卖案（但似乎它也是在不久前才被“立”案）的发生——很多当事人，包括那位面善的“大妈”都很有可能已经迁移，况且20多年容貌的变化完全可以掩盖冯慧手中全部的证据（也许她如今唯一的证据只有她自己）——似乎是不可能的。1988年春天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个女子所被带到的交易的地点，参与交易的绑架者，以及明明可能掌握证据却完全不会醒悔、事实上也没有能力醒悔的冯慧的“丈夫”，这一切都把那个被浙江方面轻松“移交”的案件拽向某个没有底的漩涡之中；而这个悖论式的命题，也将直接地影响到这个与我母亲同岁的中年妇女今后的生活：这个故事不禁让我想到了很多年前，我在一本《小小说》上看到的文章，题目很惊悚，叫做《人证》。[2]《人证》讲的是火车上的查票事件，一个因工伤而只剩下半只脚掌的民工因为办不了残疾证，只能凑钱买了儿童票回家，虽然残疾是明摆着的现实，女列车员却坚持说他没有证明，逼迫几乎身无分文的他补票。小说以一个颇辛辣的结局收尾：一位老同志打抱不平说，你们列车员是不是人？列车员急了，口出不逊，老同志问，你们的“人证”呢？痛苦需要打证明，也正像人要办人格证书才能立足于社会一样，是完全荒谬的，但是社会对于弱者的怜悯，却仅限于当他们不得不拆卸所有的隐私、把无论常人敢不敢于曝光的伤口都全部暴露出来的时候——也许所有人看到文章时都会愤慨不已，但我们所形成的同情的观念，却正是构筑在这种先行的悲剧之上的。不得不说，这如同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投下一颗原子弹，然后，再用一场地震来昭示，之前她的心还有多少部分没有死。唯有这样，才勉强地、甚至不情愿地给一点帮助，而这，对于受害者来说，也不仅仅是单位的邪恶态度、更是更广泛人群内人们双面性最为可怖的体现。
在我们对别人生活的观赏中，应当带有一种社会性的严肃。这种严肃不同于法律性的证明，而应当出于一种纯粹的援助目的：我们只顾感叹，22年前的小姑娘是如此淳朴，22年前的这个女孩是多么的“可怜”，但是面对这种纯粹的善行，这种真正的严肃，不要说是骗子的利用，即便是大众，也显得冷冰冰，只因为那是区别于我们世俗智慧中的“理性”的。也因此，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所能做到的最高的目标，确乎也只是安定（“和谐”应当是安定的更高提法，但是于《礼记》中的那个社会，显然是完全不可相比的）而已：法律的强化挡不住暴徒，却可以阻止正义而使其得范围限定在更小的空间之内；人们追求的安全，是“不要同陌生人说话”的安全，而不是同陌生人说话还可以感受得到得整个集体意识的安全。在如此背景之下，重建的是抗冲击力更强的建筑，人们的防范意识因为每个案件的发生不断登上新的顶峰，人类个体将强大甚至变得无坚不摧，但是整个社会却是钢筋水泥的心理所构筑成的，或者，更残酷一点地说，兵工厂在不断地制造原子弹，人们在不断地防御，发明甚至原子弹都不能侵入的ultimate的防弹衣，但是社会的安全却还是虚无的，因为这种防弹衣下面的心灵是完全不存在真实信任、也丝毫不敢践行任何良知的，这样的社会，是糟糕的，这样的广岛，才是最危险的灾后地——比传染病、辐射甚至是一场再来的地震更可怕，而且终将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覆灭。
不要说这是一种危言耸听。如果对于社会来讲这个事件所已经太过苛刻，那么对于个体的摧残来讲，即便我轻描淡写一百倍，也依然是冲不淡的痛苦，又该用什么来解释？只是，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弄明白的就是，每一次将一个个案当做个案，每一次将一个事件随手地扔到身边而仅仅用极小的一点过眼云烟般的同情去中和，这类事件就将在整个社会的皮肤上留下更深的伤口——十年前同济女生所留下的声音不过是“女子戒贪”几个字，之后被拐到那些贫困山区女子，却并不尽然是因为贪，也许只是因为这个社会的盲点，在让人们视觉已经疲惫的时候，才能够更深重的摧毁它。这是危机性的，但是如若没有某一根导火线，那些在海面苟延残喘的意识岛屿，那些精神之原上被烧尽了绿意的女子，才真正成为我们眼前掠过的所谓别的人的悲剧，才使得刀锋一转，失去了刺痛骨骼而实际警醒的可能。精神的广岛，需要社会来疗伤，不仅慰的是这些因社会的综合弊病而受害的人们，更是医治社会本身。重建的过程当中，销毁一切能让悲剧重演的武器，销毁意志与良知的湮灭，重新构造真正的广厦，大庇天下的哀苦的众生，才是重中之重。
如今，我不想再去揣测正义的伸张有多少成希望，而是想呼唤一个时代，尽管遥远不可企及：盲山不再是盲山。而救赎也不再仅仅是对一个人所承受的泪水的救赎。
老实说，写这篇文章交账，我不觉得我呐喊出了多少——悲剧太宽广，而我的笔太窄，又太浅，好像胡适先生写他的母亲，总觉得无论如何都写不出来。没有感性冲动不足以发言，但理性不足却也注定使其文不如一篇正规的时事评论——况且，这个话题，尚算不上像哥本哈根那样的大时事，顶多小小为美国的中国所谓人权报告所利用一下，而作为批驳的证据。但对于发达国家的批驳，大致上我们是无须在意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未曾经历发展中的时代，况且100%的健全社会，即便在Legal Humanists眼中的经典时代都未曾有过。但回过头来，责任却是必须尽的，诚如《联合早报》那位作者所说的，需有提出来的勇气，我想这也正是我与李杨所共同想要表现的勇气，如果说他的勇气是画面，我的勇气就是这支笨笔，尽管写不出所有该写的，但陈述却也是一种力量。我喜欢的editorial显然不会是通篇的理论性说法，而是基于事实的广袤延伸，我想，我的延伸如果作为抛砖引玉的工具，那倒是没有多少可以惭愧的了。做不做沉默的大多数，有时只在心中的战栗之后所遗留的那种蓬勃的愚蠢之勇，但我依然敬服项羽，大凡可以举旗的人，心中所有的圆满的梦，至少在最初都是一样的。
声援一个弱者，也许很多人都能做到，但声援一个危机社会，却是要冒着抛头颅洒热血的勇气的。我尚且不到二十岁，22年于我的生命还是一个远方，也因此我有丝毫不需要多余理智的勇敢，来指出错的人，不仅仅是那几个在村口守着的蒙昧的眼睛，更有许多自命道德的人，有许多不可能被罪责、却仍负有责任的若——但我相信，这仍不是我写作的最高的目的，而我的目的，是想要为这个不完美寻一个突破口，让后人有改变的方向。虽然永恒不可企及，但是毕竟可做的确乎还有很多。冯慧的22年，如果能够换来人们警醒而使社会真正进步的一个世纪（我知道我在要求太多），那么于她本身也就完成了一次自我的救赎，社会给予的同情也就不再浮在水面，而可以唤醒更多的在水底沉睡的理智与意识，改变落后的虚无常态，这，才是我挣脱沉默最重要的原因。我们仍然没有必要学会去欣赏灾难美学，但是毫无疑问，如果什么都看不见，才是最大的灾难；如果看见了而什么都不说，那我也就违背了年轻时所应有的墨家的胸怀——兼爱，非攻，也许老年时我们已经不再有这种磅礴的救赎之力，也因此，我不能再等待发声了。
我，不敢再做“沉默的大多数”。世间未必多了一个守护者，却少了一只束手无策的羔羊，而这种不敢，倘若能引发更多人的不敢与真正的思考，那么也值得，在这的年代思想意识的狂轰滥炸中滚爬。那么，读者朋友，你还在沉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