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 散文 阅读指导

　　我的家乡在太行山深处阜平县的一个小村庄，村子很小，只有二十几户人家，有一大一小两个石碾。这两个石碾的用途基本相同但也有一些差异：力气比较单薄的人，或需要碾的东西不太多时，多用小碾；另外，当年村民吃的盐，从供销社买回来时多是大小不等的块盐，需要在石碾上碾过才能食用，这种工作，大多是在小碾上完成；做油糕用的芝麻，做腌菜用的韭菜花，也都是在小碾碾烂的。而大碾呢，在需要碾大量的东西时，如碾过年用的米面，就会派上大用场了，有时候，还会套上驴，给驴的嘴巴套上一个用荆条或丝绳编织而成的罩子，驴的两只眼睛也要用眼罩蒙住，然后再将它套到石碾上，这样，随便一个童子，也就可以担任赶驴拉碾的任务了。而到了年根，无论大碾小碾，似乎也都感受到了过年节那种浓浓的气氛了，于是都欢快地昼夜不停地滚动了起来。经过石碾的日夜劳作，很快，每个家庭的灶间，便蒸出了雪白的大馒头，炸出了又香又甜的油糕，做出了一模模厚厚实实的豆腐，飘出了枣豆糕诱人的香味。
　　村里的这两盘石碾，是何时建造的，已没人能说得清了，但其制作过程，却通过村民们的口耳相传，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我们当地人称建造石碾为“赶碾”，这种说法朴素、形象而又亲切，也曲折地道出了建造石碾过程的艰难。首先，请有经验的石匠到附近的山上，选择两块比较合适的石头——一块平坦而又宽展的，准备用来制作成碾盘；一块粗而圆的，将来作成碾磙。选好后，石匠会先在山上将这两块石头作一番粗加工：去掉石头的棱角，然后按它们各自将来的用途将它们加工出碾盘、碾磙的轮廓；接下来，在碾盘正中凿一个直径约二十公分的空洞，然后就可以“赶碾”了。自然，“赶碾”的主要任务是“赶”碾盘，碾磙虽然也很笨重，但与碾盘相比，分量毕竟要小得多了，所以不是主要问题。
　　“赶碾”时要选一个吉祥的日子，男女老少都上山，烧过香，放过鞭炮，点过灯花纸，然后全村青壮年一起动手，喊着号子，齐心协力地将碾盘竖立起来，接着将一个事先选好的非常结实的木杠穿入碾盘的中孔，然后大家左右扶持着这个巨大的碾盘，将它“赶”下山来，“赶”回村子，然后将它安放到事先由几块坚硬的毛石垒成的台基上；随后再把碾磙“赶”到碾盘上。这一切安置停当后，石匠会继续对碾盘、碾磙进行深加工，即用錾头将碾盘凿得更加平整，碾磙凿得更加浑圆，并凿出细致的纹理，这样做其实也是有科学道理的。“大约是为了增加摩擦力吧”，今天，我这样揣度道。
　　碾盘碾磙都加工完毕后，就需要木工来完成制作石碾的后续工作了。
　　木匠先要做一个框子，名曰碾框，安装在碾磙上，碾框内侧正中竖立着穿一个孔儿，将一个选用极优质坚硬的木材制作的碾轴穿进孔内，然后再将这个碾轴插进碾盘正中的孔内，再用楔子将碾轴牢牢地钉实在碾盘的中孔内，这样，通过这根碾轴，碾盘与碾磙就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了。将枣木或槐木做的推碾棍穿进碾框的水平孔内，就可以推碾了，推动碾棍，碾磙就绕着碾轴在碾盘上滚动了起来。
　　小时候，经常听大人说，在所有的工匠中，石匠的辈份最大，是最受其他工匠尊重的，各类工匠在一起吃饭时，石匠无论年岁大小，都要被推在上首的座位上；石匠落座后，其他工匠才能依次坐下来。
　　石匠将石碾制成之后，便离开了村子，留下了石碾。于是，它开始缓慢地迈出了沉重的步履，踏上了漫漫征程，开始永无休止地为村里人服劳役了。建造这座石碾的石匠几十年后老了，死了；当年和石匠一起将石碾“赶”回村的年轻人也逐渐地老了，几代的人出生了，长大了，又死去了，推碾用的枣木棍子换了不知多少根了，然而碾盘与碾磙却被磨得更加光洁如新了，他们的步履似乎也变得更加矫健，更加轻快了，物是人非，村子里的人在变，石碾却一直虔诚地固守着自己的职责，任劳任怨，一如既往；它曾经看到过小村的兴盛与丰足，它更目睹了小村的贫苦与磨难，石碾，成了小村的活标本，石碾，成为一代代山民心中不变的图腾。
　　
　　推碾，是山里儿童成长过程的“必修课”。
　　我能够推碾时，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了，这时，磨白面的“钢磨”，磨玉米面的粉碎机，都已经在农村出现并开始推广。但是，此时这样的机器毕竟还不是很多，而且主要集中在大队部所在的中心村，我家所在的村庄距离大队部尚有好几里地，若经常将需要磨的粮食背到大队部去，是不太方便的，还要付加工费，而且很多时候去了还要等，也是很麻烦的事。所以，这时候，除了过年用的蒸馒头用的白面和平时贴饼子用的玉米面等大宗的需求之外，其他需要量不是很大的日常生活所需，如碾玉米糁、谷子脱皮、砸盐、推糕面、磕豆子等，基本还是在本村的石碾上来完成的。
　　记忆最深刻的要数和母亲一起推糕面。
　　记忆深刻，首先是因为推糕面差不多是所有推碾工作中最耗时间，最累人的。不知为何，童年时期，大队部的机器从来不磨糕面，所以，这种又繁又累的活儿每年寒假我都会经历一次。
　　推糕面不易，是有原因的。
　　记得当时的糕面，是由两种粮食磨成的：玉米和黄米（现在超市也出售糕面，但好像绝大部分是由玉米和江米磨成的）。更重要的是，在将它们磨成面以前，在头天晚上，要先将它们放在水中浸泡一夜，其中玉米还要用开水略微煮一煮，使它们吃透了水，第二天才能放到石碾上去磨——推糕面的难度也正在这里。
　　本来，干玉米虽然很硬，但却极脆，放在碾上，推不了几圈儿，就能将它们碾碎，继而很快碾成面，这都不是太费力气的。而经过浸泡后的玉米，硕大、膨胀，用手捏一捏还有些软，殊不知这种又皮又软的东西如同牛皮筋，最不易碾碎，遑论将它们碾成面了。推这样的碾，就像推陷在泥沙中的车，推起来非常吃力。所以只能放慢了性子，将碾棍贴在肚皮上，靠着身体的向前移动，推着石碾慢慢地走——速战速决是不可能的，推糕面，必须采取持久战的策略。
　　经过长时间的这种“长途跋涉”，玉米终于被碾开了，玉米面也逐渐碾出来了，但是，如果你以为此时推糕面的鏖战已经接近尾声、胜利在望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否则也就称不上是什么持久战了。因为玉米面虽然已经碾出来了，但此时的玉米面充其量也就是玉米面而已，若想让这种玉米面成为糕面，那就必须再加入黄米面（或江米面）。
　　这时，要将事先已经泡好的黄米倒入碾盘上，和碾盘上的玉米面混合在一起，然后继续推碾，直到黄米也都碾成了面，才算大功告成。
　　黄米与玉米相比，量虽然不是太大，但它们和玉米面混合在一起，如同“沧海之粟”，很快就沉没在玉米面里了，哪里还有踪影。更加糟糕的是，此时的碾磙，有越来越多的面粘附在了上面，推起来越来越不爽利，如同人在淤泥中行走，浑身的力气都难以使出来，每前进一步都非常艰难。当年我们推这种碾时，母亲会一手拿笤帚，另一手还要拿把铲子，将粘贴在碾磙上的黄米面铲下来，然后再用笤帚将上面剩余的面扫干净，而粘在碾盘上的面，也需要不断地用铲子来翻。
　　推这样的碾，一般是我们母子二人一起推，但是，时间长了我就会累得气喘吁吁，觉得又憋闷又窝火，既而信心丧尽，推上一会儿，我便会停下脚步，离开碾道，然后一屁股坐在石碾旁边的石头上喘气、休息。这时，母亲会一声不响地独自担负起推碾的繁重工作，推起来无疑会更加困难，而且，她一边推，一边还要不断地拿笤帚将碾盘上的越来越散乱的糕面收拢好了，或者继续用铁铲铲除粘在石碾上的面，一心需要二用，这实在是一种麻烦事！
　　也许是因为仅仅她一个人推的缘故罢，母亲推碾要慢得多，尤其是推这种糕面，每一步迈下去，都好像经过了一番犹豫与踌躇。但母亲会一直这样不紧不慢地推下去，中间极少停歇。经过这种漫长的劳作，黄米逐渐地也被碾成面了，这时，母亲方才停下来，开始用箩将面箩出来，将面倒入盛面容器里，将未碾烂的玉米黄米的碎渣倒回石碾上继续碾。
　　逐渐地，推碾的工作已经不再像开始那么艰难了，所以我一个人也就能胜任了，我推，母亲仍会持续不断地箩，直到碾盘上只剩下一些很难碾碎的皮屑渣滓，方才作罢，一年一度的推糕面，才终于划上了句号。此时，我这样的孩子自然早已累得筋疲力尽，头晕脑胀，母亲更已是非常疲累了，这时，她口中会不断地念叨着：好吃的油糕难推的碾，好吃的油糕难推的碾……
　　糕做出来了，品尝着这些亲手从石碾上推出的糕面做的糕，真是好吃极了，无论是油炸糕还是枣豆糕，都是无与伦比的香甜。也许，正是因为经过了推碾过程的艰苦劳作，所以才真正感受到了这种香甜，也才能真正品味出这种香甜之中的别种风味吧！
　　
　　童年时代关于推碾的另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推饸饹面。
　　当时，太行山区农村的饸饹，都是红薯面做的，对于我来说，这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即只有红薯面做的才算是饸饹，直到长大后，在外面读书、工作以后，也一直这样认为，而白面做的饸饹只能叫面条。制这个弯儿直到现在我都没能完全转过来，尽管从理性与逻辑上分析，我也知道，既然有红薯面做的饸饹，为什么就不能有白面做的？——这种观点自然是很荒唐的。但理性与逻辑却很难左右人的感情，在我内心深处，依然根深蒂固地认为饸饹就应该是红薯面做的，其他的统统不算数的。
　　每年秋末，山里人都会收获不少的红薯，丰收的年头，红薯几乎会堆成一堆小山。红薯一时吃不完，一部分贮藏到窖里，在漫长的冬季甚至来年春天，煮了吃或熬红薯粥，“瓜菜半年粮”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除此之处，还有相当一部分，会被晒成红薯干。晒干后的红薯干又干又脆，背到石碾上碾烂，就成了红薯面。
　　但是，这种面如果用来贴红薯面饼子是可以的，但如果用来做饸饹的话，还不够好，因为它不够筋道，面条容易断，是做不出又细又长的饸饹面的；即使勉强做出来了，放在锅里一煮，也很快就会煮烂。所以，若想做出又细又长的饸饹面，就必须在红薯面里加入一种增强红薯面的柔韧性的辅助成分，这种辅料的名称，说出来一定会令当今在大都市里长大的年轻人感到匪夷所思，它的名字叫榆皮面——就是榆树的皮在石碾上磨成的面。
　　榆树在太行山区有的是，当年山里人砍伐榆树时，在将它砍倒后，都会趁它的树干未干之前，将它的皮剔下来，然后再将外层已经角化的甲皮与里面的嫩皮剥离开来，扔掉老皮，留下嫩皮——这嫩皮就是将来碾榆皮面用的。
　　当然在碾以前必须将它们晒干——越干越好，否则是很难碾成面儿的。然后用斧子或铁锤将这些又干又硬的榆树皮尽可能砸得烂一些，然后放在石碾上，将它们碾烂，过了箩，就做出榆皮面了。
　　用榆树皮磨面的活儿，大队里的粉碎机是不予承担的，据说做这样的工作对机器的损害很大，所以，山里人做饸饹，是离不开推碾磨榆皮面这种活的。
　　尽管晒干后的榆皮很硬，将它们碾成面也殊为不易，但它只是制作饸饹面的辅助成分，需要量不是很大，用小碾来推就完全可以了，而且它不像碾黄米面那样又软又湿，粘在碾子上，所以推起来非常爽利轻松，感觉自然也是非常愉快的。
　　记得家里每次碾榆皮面时，我都会自告奋勇地包揽这个活儿，我推碾，母亲用笤帚扫，母子二人在碾道里绕着碾子一前一后地走着，一圈儿一圈儿在转着。很快，榆树皮就被碾得完全失去了原来坚硬崚峋的形状了，它们便都伏伏帖帖地平铺地碾盘上，推碾的阻力越发地小了。于是，我越推越快，最后甚至飞奔般地小跑了起来。这时，母亲的脚步有时就赶不上了，只好躲开身，离开碾道，一边嗔怪地骂着，一边在我的屁股上用笤帚疙瘩不轻不重地打一下。
　　用这种红薯与榆皮制成的面做出的饸饹是非常好吃的，无论是浇上热汤吃还是倒上醋、点上香油凉吃，都是一种很好的美味，可算得上太行山区一种极具特色的“Local Food”了。在那个物质还极不丰裕的时代，吃饺子、油糕等食物，一般只能等到过大年才有可能，所以，在平时，我们期盼的美食，比较现实的，一般也只有这种红薯榆皮面的饸饹了。
　　现在，这样的饸饹，即使在太行山最为闭塞落后的山村，也已经很难见到了，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山里人已经不屑于吃这种东西了；再说其制作过程又非常麻烦，现代人生活节奏快，人们也没有时间做这种食品了；更何况，制作这种食物必不可少的石碾，也已经废弃不用了。吃这种经过石碾加工的，掺有榆皮面的红薯面饸饹，越来越成为一种奢望或妄想了。
　　然而，石碾，依然是我心中不可磨灭的圣物，尽管我长大了，离开了山村，来到了城市，也不需要再依赖它的劳作成果才能果腹了，但我却依然对它割舍不下，就像浪迹天涯的游子永远挂念着年迈的母亲一样。远方的游子是母亲的乳汁哺育长大的，尽管他现在早已健壮得不再依赖母亲的呵护了，但他却不会因此而遗忘母亲，相反，随着他一天天的成熟，母亲一年年的衰老，他会不断增加对母亲的思念与依恋……
　　
　　山里的女人，到了七八岁，身体刚刚够得着碾棍时，就开始了推碾这种家务活中最累人最耗时间的工作，从此，女人的一生，便与推碾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再也无法脱离，当年，这是女人的宿命，一个无法摆脱的宿命。日日夜夜，女人单薄的身体，推着笨拙沉重的石碾，围绕着碾轴，在碾道里走过无数个圆，这无数的圆，最终组成了女人一生的圆——从幼稚可爱的童年，到光彩照人的青年，再到背负着生活重负的中年，直到年迈体衰的老年，她们一直这样周而复始地劳作着，直到有一天，早已处于风烛残年的女人，倒在了她劳作了一生的石碾旁，倒在了她走过了无数圈的碾道上，再也无法站立起来，才结束了这种折磨了她一生的苦役。
　　母亲和大姨，就是当年中国千千万万这样的女人中的两位。
　　
　　外祖母家，在太行山深处阜平县城南庄一个叫后庄的小村子里，母亲和大姨，就是在这个村里出生、长大的。
　　外祖母家人口比较多，外祖母一共生了七个儿女：三个儿子，四个女儿，大姨与母亲分别是长女和次女。母亲的童年时期，尚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现代磨面碾米等机器在当时根本没有在太行山深处的农村出现，十多口之家的日常生活所需的米面等，完全依靠笨拙落后的石碾，所以推碾，就成为非常繁重的日常家务劳动。而每当年节临近时，需要从石碾上磨出过年蒸馒头、包饺子的白面，尤其是一项耗工费力的工作。因为当时农村细粮缺乏，所以磨白面粉与推其他东西很不相同，需要在石碾上将麦子磨得非常细，直到碾盘上只剩下麸皮，再也磨不出面粉为止，这无疑会大大增加推碾的工作量。
　　外祖母是个重男轻女思想非常严重的守旧妇人，而且专制暴虐，尽管在母亲和大姨上面还有大舅，但外祖母却很少让大舅干这种推碾的活儿，大约在她的观念中，这种活儿本来就是由女人干的，儿子要读书上学，要干大事，若不能通过升学招工参军等途径离开农村，回到村里了，当然也要下地挣工分，但推碾，却不能由儿子来干，大男人推碾，能有什么出息？后来，我的三个舅舅，因为都有一定文化基础，后来都通过参军的方式，或提干，或转业，走出了农村，都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前程；而外祖母家的女儿们，尤其大姨和母亲，却都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牺牲；结婚后，则是为了婆家的一家老小，为了丈夫，尤其为了儿女，在石碾上，继续消磨牺牲自己以后的岁月。
　　这样，自从大姨和母亲的身体能够得着碾棍时，家里推碾的工作，就几乎由这两个女儿包揽下来了，据母亲说，当时她才七八岁，而大姨充其量也只有十来岁，现在城市里的女孩儿，这样的年龄，还依在父母怀里撒娇呢，上学都需要父母接送，而当年大姨和母亲，已经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了。
　　每年过大年之前，由于家家户户都要推碾磨面，所以早晨要起得非常早，才能占到碾子，有时候，半夜就得起来。于是，这样的情景，每年过年前，就会在后庄村的石碾边出现：两个小女孩，半夜三更，拎着提灯，背着几十斤重的麦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的夜里，心惊胆战、跌跌撞撞地向村里的石碾走去。然后，将麦子分次摊在石碾上，两个小女孩儿瘦弱单薄的身体，推着沉重笨拙的石碾，开始了艰难的劳作……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终于，鸡叫了，然而天儿仍然暗得很，二人继续推，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天儿才明了，二人的头发上，都已经结了一层霜，鼻子冻得通红，但口中却喘着热气，额头冒着汗水；手上、脸上、头发上，也都沾上了不少面粉。村里早起的人，都戏称这两个勤劳的女孩子为“小白毛女”……
　　这种超过了年龄和身体承受限度的劳动，对幼小的女孩子，无疑是难以承受的。大姨作为长女，因为推碾（当然无疑也包括很多其他风里来雨里去的劳动）所遭受的伤害可能更为严重，十几岁时就患了风湿病，后来侵及心脏，形成风湿性心脏病。四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正在推碾的大姨，因风湿性心脏病继发脑栓塞，倒在了石碾旁，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又迁延了三四年，刚过五十的大姨，就撇下丈夫和四个儿女，撒手人寰。
　　外祖母家的那些早年往事，我都是在母亲日常的叙述唠叨中逐渐熟知的，她也一定对这些往事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因为每当她提及大姨，就总是离不开二人一起推碾的话题。即使在大姨去世后，母亲说，在她的梦中，只要梦到大姨，就总是和大姨在一起推碾；大姨去世快二十年了，而母亲梦中的内容，却依然如故。也许，大姨的魂魄，还一直萦绕在娘家后庄村的石碾旁吧，因为童年的这些经历，给她留了下最深刻印象，石碾，是她最熟悉的地方，所以她的魂魄，也只能经常光顾这里。她的灵魂，一定经常回到这里，祭典她那被石碾碾碎消磨得不堪回首的青春，祭典她那被石碾摧残了的本应如花的岁月。而石碾，无疑也是母亲梦中最为熟悉的地方，姐妹二人，情深意切，却又阴阳相隔，生死两茫茫，母亲只能在梦中与大姨相会，而相会的地点，二人都不期然地选择了石碾，选择了石碾这个她们都最为熟悉也都为此付出了青春的地方。
　　围绕着石碾走了大半生的母亲，也因为过度的操劳，身体早已垮了下来。早在几年前，母亲因为糖尿病继发脑血栓，造成半身不遂，幸运的是，经过多方治疗，终于能够独立行走了，然而，劳动能力却基本丧失了。从此，母亲每天所做的事情，最主要的就是走到村头的石碾前，然后坐下来，凝望着石碾呆呆地出神，而且往往一坐就是大半天，直到西边的山峦吞没了夕阳最后一抹余辉，天快黑透了，才最后看一眼已经逐渐模糊的石碾的影子，拖着病体，一瘸一拐地向家里走去。
　　此时的母亲，身上已全无当年青春的痕迹，生命的能量，也已经几乎全部在生活的操劳中消耗殆尽了，本就不高的身材，因岁月的消磨，越发显得矮小了。很多时候，她都是枯坐在石碾前，几乎佝偻成一团，人们从石碾前经过，如不仔细看，几乎不能注意到她的存在。生活的风霜，像刀子一样，在她的脸上刻下了无数的皱纹，留下了数不清的沟沟壑壑，那里有她青春生命的记忆，然而这些青春的记忆都被深埋在这些沟壑里面了。母亲本是个爱说笑的性格开朗的人，但是，进入风烛残年的她，就像她面前的石碾一样，已经习惯了众人对她的漫不经心，她只有天天坐在石碾前，坐在人生的角落，沉浸在她自己的世界里，独自一个凭吊她人生中那越走越远的辉煌……
　　此时的老碾，已经废弃不用了，它就像一个油尽灯枯再也无力下地作工的老人，日久天长，逐渐被人们遗忘了。经过长期的风吹日晒雨淋，木制的碾框和碾轴，已经腐朽散落，像几根枯柴一样散乱在碾盘上，只留下碾磙光秃秃地搁置在碾盘上，如衰迈的脱光了头发的老人的突兀的额头，看了让人觉得有些滑稽；而碾盘，也不像童年印象中那样宽大平阔了，一侧好像已有些塌陷、变形；从前平整的碾道，现在也已经到处是坑坑洼洼、荒草丛生。从来没有想到，昔日的石碾会变得如此猥琐窝囊，几千年的风雨沧桑都没能使它有任何改变，怎么？废弃不用不过十来年时间，它就成了这个样子！当年在它红火热闹的时候，谁能想到它的晚景会如此凄凉？现在，它只有无奈地躲在属于它自己的角落里，就这样默默地注视着在这里生活的人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它看着长大的，而且，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吃由它奉献的米面长大的，然而，现在他们却都似乎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一样，都不肯向它投去哪怕一丝怜悯的目光，于是，它只有这样静默着，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它往日的辉煌与历经的沧桑。
　　写到这里，我不由泪满双眼。家乡的石碾，不由又异常清晰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奔波异乡四处觅食身心交瘁的我，心中默默地作出了一个决定，明天，就回家乡，投身于家乡的怀抱，再看一看故乡的老碾，再看一看风烛残年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