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样做的时候，”米考伯太太说道，“——意识到他的地位时——我说米考伯先生将要巩固他和不列颠的关系，而不是削弱他和她的关系，这难道不对吗？一个重要的社会人物在那个半球上发达时，难道本土不会感受到他的影响吗？米考伯先生在澳洲挥舞着他才能和力量的大旗时，我能没有头脑地认为他在英国本土并不算什么吗？我不过是一个女人，不过，如果我犯了那样荒谬糊涂的罪过，我就对不起我自己，也对不起我爸爸。”

米考伯太太坚信自己的论点是无可反驳的，这信念使她的口气高昂有力。我觉得过去我从没听她用这种口气说话呢。

“所以，”米考伯太太说道，“我更希望，在将来一个时期，我们可以在父母之乡留下芳名。米考伯先生将要成为——我不能无视这可能性——米考伯先生要在史书上成为一页呢；那时，他应当在给了他出生权却不给他职业的国家受到赞颂！”

“我的爱人，”米考伯先生说道，“你的热情实在让我感动，我一直都极愿听你的英明见解。将要发生的总会发生。我决不会为把我们后代能得到的财富献给我的祖国而吝惜！”

“不错，”我姨奶奶对皮果提先生点着头说道，“我为你们大家干杯，以表我的钦敬，也祝你们得到一切幸福和成功！”

皮果提先生放下他正搂着的两个孩子——本来他一边膝头上坐一个——和米考伯夫妇一起为我们大家干杯；他和米考伯先生像同志样亲热地握手，他那褐色的脸上绽着微笑，神采飞扬。这时，我觉得，不管他去什么地方，一定会闯出生路，获得好名声，也得到人爱戴。

连孩子们也奉命把各自的木勺在米考伯先生的罐子里蘸一下，为我们祝福。这项活动结束后，我姨奶奶和爱妮丝站起来，向将移居海外的人告别。这诀别真是令人伤悲。她们都哭了，孩子们直到最后才放开爱妮丝；我们离开了，让米考伯太太处于一种极痛苦的状态中，她在一支幽暗的蜡烛旁呜咽哭泣，使这个房间从河上看过来还真像座凄凄惨惨的灯塔呢。

第二天早上，我又去为他们送行。他们已于5点钟乘一只小船动身了。我觉得这正体现了这种离别的伤怀气氛。虽然，我不过昨夜才在头脑中把他们与那形将坍塌的酒馆和那木头台阶联系在一起，但现在他们人去了，那两样东西也似乎显得凄惨冷清了。

第二天下午，我的老保姆和我一起去格雷夫森德。我们发现那条船停在河里，被一些小船围住了。正好是顺风，那起航的信号旗就挂在桅顶。我立刻雇了艘小船把我载着朝大船开去。穿过那些围着大船而纷杂混乱的小船，我们上了大船。

皮果提先生正在甲板上等我们。他告诉我，方才，米考伯先生又因希普的起诉（最后一次了）而被拘捕，按我所嘱托的那样，他已把钱付了。我便把钱如数还给他。然后，他把我们带进了统舱。我本来担心他会对所发生的变故有所闻，可是见到米考伯先生从黑洞洞里走出来，我便放了心。米考伯先生以朋友兼保护人的神气挽住他胳臂，并告诉我说自头天夜晚，他们就几乎没有分开过片刻。

我觉得那里面是那样奇怪、封闭和黑暗。一开始，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不过，当我的眼睛渐渐习惯了黑暗，那地方就渐渐清晰可见了。我似乎处身于一幅奥斯塔特的画中[88]。在船的大横梁、货物堆、带环的镙丝钉之间，在移民们的床架、箱匣、包裹、桶子、各色行李堆中，在稀稀落落的灯光下及由招风袋或航门透进的黄色日光晕圈下，人们一群群地聚在一起，结识新友，告别旧友；大家又说又笑又哭，边吃边喝，有一些人已在他们那方圆几英尺的领地里安置下来，布置好了他们小小的家，把年幼的孩子放在凳子上或小小的围椅上；其他没有地盘安顿下的人就神气懊丧地走来走去。从出生还没两个星期的婴孩，到距死也似乎不过还有两星期的老头老太太；从靴子上还带着英国泥土的农夫，到皮肤上还有英国煤灰的铁匠；似乎各种年龄，各种行当的人都被塞进了那狭小的统舱里了。

扫视那里时，我觉得我看到一个身影很像爱米丽，她正照料着米考伯家的一个孩子，就坐在打开的舱门边。这身影所以让我注意到，是因为另一个身影正与之吻别。当看到一个身影静静地从那纷乱中退出时，我不禁想起了爱妮丝！可是，由于仓促和混乱的氛围，由于我自己的思绪迷离纷乱，我又捕捉不住那个身影了。我只知道，向送行的人通知离船时间已到，我的保姆就在我身边的一只箱子上哭；高米芝太太则在一个穿着黑衣俯着身子的年轻女人帮助下，忙着整理皮果提先生的东西。

“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卫少爷？”他说道，“有什么在我们分别前给拉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