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吗？我想你说得对，”提菲说道——“在1英里多路的地方，就离教堂不远，他脸朝下躺在那里，一半身子在路边，一半在人行道上。没人知道他是在发癫时摔出来的，还是在发痫前觉得难受走下车的呢——那时他是不是已经死了呢，当然，无疑他已经失去知觉了。就算他能呼吸，他肯定也说不出话了。尽可能找了医疗的救助，却毫无用处了。”

我无法形容这消息把我投入一种什么样的心境。这件事这样突然地发生，而且发生在一个与我意见相左的人身上——他不久前还在这房间里（他的桌椅似乎在等着他，他昨天留下的笔迹像鬼魂），现在这房间里剩下一片虚空——这引起震惊，还有他和事务所不能分离的朦胧感觉，还有门一打开就仿佛他会走进来的感觉，以及事务所里闲下的寂静和似乎放假了的气氛加上同事们对这事的津津乐道，还有终日出入来打听这事的人群，这一切的感受都是任何人也能领会的。我不能形容的是，在我内心最深处，我怀有暗中对死的妒忌。我觉得，死的力量会把我在朵拉心中的位置推翻。我说不出地忌妒她的悲哀，想到她对别人哭泣或受到别人安慰，我都不安。我有种贪婪的愿望，我希望能在那最不恰当时，她忘掉了一切人；只想念着我。

在这种心情的纷扰下——我希望，不仅仅我能理解，其他人也能理解——我当晚就去了诺伍德。我在门口探问时，从一个仆人那儿得知米尔斯小姐也在那里。我便以我姨奶奶的名义写了封信给她，我十分诚恳地痛悼斯宾罗先生的早逝，还流了泪。我求她，如果朵拉肯听，就告诉她说斯宾罗先生曾以绝对仁慈和体谅的态度和我谈话；斯宾罗先生提到朵拉时只有慈爱而无半句责备。我知道我这样做自私，因为我只想让我的名字能当她面被提及；可我想使自己相信，我这么做也是他死后对他的一种公平评论。也许我真的就相信了。

第二天，姨奶奶收到一封简短的回信，信封上写的是姨奶奶的名字收，信却是写给我的。朵拉非常悲哀，当她的朋友问要不要向我致意时，她只是哭个不停地说：“哦，亲爱的爸爸！哦，可怜的爸爸！”可她并没说不要。于是，我便尽情把这一点想得很美好。

约金斯先生出事以来一直在诺伍德，几天后才来到事务所。他和提菲关起门密谈了一会儿后，提菲就打开门往外看，向我招手，叫我进去。

“哦！”约金斯先生说道，“科波菲尔先生，提菲先生和我正在检点死者的书桌、抽屉，以及其他类似放东西的地方，想把他的私人文件封存起，也想找一张遗嘱。我们在什么地方都找过了，却一点踪迹也没发现。如果你愿意，不妨帮我们找找。”

我正很想知道，对于我的朵拉是如何安排的——比方由谁监护，等等——而这正是探知那问题的一个好办法。于是我们马上开始寻找。约金斯先生打开了所有的抽屉和书桌，我们拿出了所有的文件。我们把事务所的文件放在一边，把私人的文件放在另一边，后者并不太多。我们的态度很严肃；每看到一件小的日常饰物，或笔盒、或戒指、或任何令我们马上想起斯宾罗先生的小物品时，我们就放低了说话的声音。

我们已经封了几个包裹，仍然安安静静地在扬起的灰尘中工作。这时，约金斯先生用一点也没变的口气谈起他已故的合伙人道：

“要让斯宾罗先生脱离常轨行事可不容易。你们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吧！我认为他就没有立过遗嘱。”

“哦，我知道他立过！”我说道。

他们俩都停下来看着我。

“在我最后见到他的那一天，”我说道，“他告诉我他曾立过，而且早就安排好了。”

约金斯先生和老提菲都摇摇头。

“这好像没希望了。”提菲说道。

“完全没希望了。”约金斯先生说道。

“你们当然不会怀疑——”我开始说道。

“我的好科波菲尔先生！”提菲把手放到我胳膊上，一面闭着眼摇着头说道，“如果你在博士院的时间和我的一样久，你就知道，人们在这问题上是这么变化无常，这么不可信。”

“哈，天哪，他也说过这句话！”我固执地说道。

“我敢说这是个定论。”提菲说道，“我的意思是——没有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