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到达巴黎之前，我的事就早已经传到了巴黎。因此我一到巴黎，就发现所有的人，无论是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还是社会大众，都对大使的愚蠢行为愤慨不已。但是尽管有这样的民怨，尽管有来自威尼斯的公愤，尽管我提出了无可置疑的证据，事情却还是得不到公正的处理。事实上，我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安慰与赔偿，而且我的薪水还得交由大使任意处置，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我不是法国人，所以我无权享有国家的保护，而且这件事也只能算是我和大使两人之间的私事。每个人都认为我很不幸，受到了侮辱和伤害，认为大使的愚蠢、残酷和不公令人发指，这件事会将他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但是，他是大使，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秘书。既然体统，或者说是所谓的体统决定了我得不到公正，那么我就真的得不到公正了。我想，只要我不停地申诉，公开地抨击这个罪有应得的疯子，最终必定会有人出面让我住口，而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我已经决定除非获得公正对待，否则我绝不顺从。但是当时没有外交大臣。他们任由我吵闹不休，甚至对之加以鼓励和附和，可是事情并没有任何进展。到了最后，我终于厌倦了这种虽然有理却始终得不到公正处理的境况，我心灰意冷，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

在我不停申诉的过程中，惟一待我冷漠的人，也是我认为最不应该给我如此不公正对待的人，就是伯藏瓦尔夫人。她满脑子的等级观念和贵族特权思想，根本不能想象一个大使会做出对不起自己的秘书的事情。她按这种偏见接待了我。我对此非常愤怒，因此从她家出来以后，我给她写了一封我有生以来措词最为激烈的信，此后我再也没有登过她家的门。卡斯太尔神父对我稍微客气一点，但是我一眼看出在他那套耶稣会教士的花言巧语之下，他仍然遵循着他这个阶层的基本准则：总是为了迎合强者而牺牲弱者。一方面我强烈地感到正义在握，另一方面我又天性高傲，这些都使我不能容忍卡斯太尔神父的褊狭态度。从此我就不再去看卡斯太尔神父了，因而也不再去耶稣会了，因为我在那里面只认识他一个人。此外，跟海麦神父的宽厚仁爱不同，卡斯太尔神父的那些教友们专断而阴险，这也使得我对他们敬而远之。除贝蒂埃神父外，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人。至于贝蒂埃神父，我在杜宾先生家里遇见过他两三次，当时他正和杜宾先生一起全力以赴地反驳孟德斯鸠。

现在让我一劳永逸地结束有关蒙太居先生的话题吧。在我和他争论时，我曾告诉他不需要用秘书，找个诉讼代理人就可以了。他接受了这个建议，果真找了个诉讼代理人来接替我，此人不到一年就偷了他两到三万利物尔，大使便辞退了他，并将他投进了监狱。大使又辞退了那些引发重大丑闻的随员；他和所有的人争吵，忍受贩夫走卒们都不堪忍受的辱骂。最后，由于蠢事做尽，他被召回国内革除职务，回到了乡下。在宫廷对他的谴责中，我和他之间的那场纠纷并没有被遗忘。至少在他回国后不久，他就派管家来和我结账，还钱给我。我当时正需要用钱，我在威尼斯欠下的债都是以名誉作担保借下的，因此一直是压在我心上的一块石头。趁着这回大使还钱给我的机会，我还清了欠账，包括查内托的借条在内。我收下别人还我的钱，又还清了我欠别人的债，尽管我又像从前一样身无分文了，可是却卸掉了我越来越无力承受的重负。从此以后，直到从报纸上得知蒙太居先生的死讯，我再也没有听到任何有关此人的消息。愿这个可怜的人儿在天堂里安息！他不适合做大使，正如年轻时的我不适合做诉讼代理人一样。不过，这也全怪他自己，他本来可以在我的帮助下做得有模有样，并将我迅速提拔到古丰伯爵在我少年时代替我设计的位置上。后来，当我年岁稍长时，经过自己的单独努力，我也具备了朝这个位置迈进的能力。

我理直气壮却赴诉无门，因此愤恨我们这个愚蠢的社会制度的种子就深埋在了我的心灵中。在这个社会里，真正的社会公益和社会正义总是沦为一种表面秩序的牺牲品。而实际上这种表面秩序却在颠覆一切秩序，对压迫弱者和支持不义之强者的官方权威予以认可。有两方面的原因暂时阻止了这颗愤恨的种子不像它后来那样生根发芽。一是这是我的私事，因为对个人利害关系的考虑会妨碍对伟大高贵之物的寻求，所以这件事没能在我的心中激起只有对正义和美的爱才能引发的那种神圣的冲动。二是由于友谊的魅力，它用一种更温柔的情感缓解和平息了我的愤怒。在威尼斯时我认识了卡利约的一个朋友，他是巴斯克人，堪做一切体面人的朋友。这个年轻人具备一切才艺和品德，他为了培养美术鉴赏力，刚刚周游过意大利。他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再学的了，打算直接回国去。我告诉他，艺术对他这样的天才来说不过是一种消遣而已，他最适合去研究科学。我建议他到巴黎去待上半年，培养一下对科学的兴趣。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因此我一到巴黎，就发现他在那儿等着我。他的公寓住一个人显得太大，因此他邀我合住，我同意了。我发现他对钻研高深的学问有着狂热的激情。没有什么能难倒他。他以惊人的速度吞食和消化一切知识。他原本对自己旺盛的求知欲毫无察觉，因而被其搅得寝食难安，现在他是多么感谢我对他的指点啊！而我在这个强悍的灵魂中发现了多么丰富的知识和美德的宝藏啊！我觉得这才是我真正需要的朋友，于是我们很快成为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了。我们的趣味并不相同，因此总在争论，加之我俩都很固执，因此在每件事情上意见都不能达成一致。尽管如此，我俩却不愿意分开；而且虽然我俩老是抬杠，却都不愿意对方有什么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