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的舅父贝纳尔前往卡罗林纳，目的是为了监督他所设计的查尔斯顿城建造计划的实施。但是，他刚到那里不久就去世了。我那可怜的表兄也为效忠普鲁士王而光荣殉职了，这样我的舅母就差不多同时失去了丈夫和儿子。这一惨痛的打击让她对自己幸存的至亲热情起来，这位至亲就是我。我到日内瓦去的时候便住在她家，闲来无事的时候，我就会翻阅舅父遗留下的书籍和文件。其中，我发现了书信等几样有趣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存在是别人料想不到的。我的舅母不是很看重这堆破烂儿，还说如果我需要的话，全部都可以拿走。我只看中了两三本由我的外祖父贝纳尔牧师批注过的书，其中有一本罗霍尔特的四开本遗著，这本书的空白边上写满了精彩绝伦的评论，这让我对数学产生了兴趣。这本书以后就一直放在华伦夫人的书库里，我很后悔没有将它收藏好。除了这些书籍外，我还拿了五六本手稿，一本印刷的书籍，是著名的米舍利·杜克莱所写的一份文件，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可惜思想过于激进了。日后，他遭到日内瓦官员们的残酷迫害，刚刚死在阿尔贝的城堡中，他被监禁在那里好多年。据说，他的罪名是参与了伯尔尼谋反事件。
这份文件是对筑城计划的一个非常明智的批评，那个大而无当的计划已经部分地在日内瓦付诸实施，一些专家由于不了解议会实行这个宏伟计划的隐秘目的，曾对该计划极力加以讽刺。米舍利先生指出了这个计划的致命弱点，并因此被筑城委员会开除了。然而他认为，即使不是作为二百人议会中的一员，哪怕是以公民的身份也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写了这个文件，并且轻率地印了出来，但没有公开发行。他只印了二百份，分发给议员。议会得到消息后，命令邮局将这些小册子全部扣留。我在舅父遗留的资料中发现了这份文件，以及他的意见书，我把这两份文件都拿走了。这次外出旅行是在我离开土地登记处以后不久，当时我和处长果克赛里律师交情不浅。以后不久，关税局长决意让我作他儿子的教父，并且请果克赛里夫人作教母。这种荣誉让我洋洋自得起来，同时也骄傲能同这位律师有如此亲近的交情。为了表示自己能够担当得起这样巨大的荣耀，我竭力装出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
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我认为最好让他看看米舍利先生的印刷文件——那的确是一份稀有的文件——藉此可以证明，我是知道政府机密的诸多日内瓦权贵之一。但是，由于某种难以解释的隐秘动机，我没有把舅父对这份文件的意见书拿给他，也许因为那是一份手稿，而且只有印刷品才是律师先生所需要的。于是，我竟然愚蠢地相信了他，而且还将那份文件交给了他，他也深知那份文件的重要价值。然而，从此我就没能收回它，也没有再见到它。后来，我深信无论怎么样努力都是徒劳的，不如送个顺水人情算了，把他强占的东西变成了一件馈赠品。这份文件虽然十分稀奇，但却没有多少实用价值。毫无疑问，他肯定会拿着它到都灵宫廷大肆吹嘘，也许还会漫天要价，好像他花了大价钱才获得了这份文件一样。所幸的是，在一切有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中，撒丁王围攻日内瓦是可能性最小，但也决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否则的话，我肯定会后悔终生的，因为自己出于愚蠢的虚荣心而把这个城市的弱点透露给了它的宿敌。
我就这样消磨了两三年的时间，我的注意力也在音乐、医药、行行色色的计划和旅行之间徘徊，兴趣也是不断从这件事转向另一件事。我很想稳定下来，但是又不知道该干什么。但是，渐渐地，我对学问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和文人打起了交道，听他们谈论文学，有时自己还会斗胆插上几句话。其实我完全是在玩文字游戏，对其中的含义一窍不通。在我去日内瓦的时候，顺便探望了我亲爱的老友西蒙先生，他把自己从巴耶或是哥罗米埃斯得到的学术界的最新消息讲给我听，这大大鼓舞了我求知的热情。在尚贝里，我经常去拜访一位雅各宾派的修士，他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一个很和善的人，他的名字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当时，他常常做一些使我感到非常有趣的小试验。有一次，在他的指导下，我决定借助奥扎南的《趣味数学》，制造一种密写墨水，我在玻璃瓶里装了多半瓶生石灰、硫化砷和水，用塞子拧紧。几乎是在同时，瓶内的液体剧烈地沸腾起来。我赶紧跑了过去，想打开瓶塞，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它像炸弹一样在我的面前爆炸了。我还咽了一口硫化砷和石灰的混合物，这差点儿要了我的命。从那以后的六个星期内，我什么也看不见。这次教训让我明白了，如果不懂实验的原理就千万不要去尝试。
这次的意外事件对我的身体健康可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的健康状况已经越来越糟糕了。我真不明白，我的体格本来就很健壮，又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为什么眼看着一天不如一天了呢？我的身体很强壮，胸部也很宽阔，呼吸本应是很顺畅的，然而我却经常感到气短，有的时候被压迫得简直喘不过气来，而且还伴有心悸和吐血。甚至我开始经常发烧，从那以后一直没有治好过。我的身体内部没有任何毛病，又没有做过任何有碍健康的事，为什么会在年轻的时候落得如此凄惨的境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