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二十年里，老克莱尔先生这样的牧师都差不多在现代人的生活里消失了。他是从威克利夫、胡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威克利夫（（ycliff，1320—1348），英国宗教改革家；胡斯（John Huss，1373—1415），波希米的宗教改革家；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加尔文（Johannes Calvin，1509—1564），法国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一派传下来的真正传人，福音教派中的福音教徒，一个劝人信教的传教士，他是一个在生活和思想方面都像基督使徒一样简朴的人，在他毫无人生经验的年轻时候，对于深奥的存在问题就拿定了主意，再也不许有别的理由改变它们。和他同时代的人，还有和他一派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极端的人；同时在另一方面，那些完全反对他的人，看到他那样彻底，看到他在倾注全部的热情运用原理时对所有的疑问都弃之不顾，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毅力，也不得不对他表示尊敬佩服。他爱的是塔苏斯的保罗，喜欢的是圣约翰，恨得最厉害的是圣詹姆斯，对提摩西、提多和腓力门则是既爱又恨的复杂感情。按照他的理解，《新约全书》与其说是记载基督的经典，不如说是宣扬保罗的史书——与其说是为了说服人，不如说是为了麻醉人。他深深地信仰宿命论，以至于这种信仰都差不多成了一种毒害，在消极方面简直就和放弃哲学一样，和叔本华与雷奥巴狄的哲学同出一源。他瞧不起法典和礼拜规程，却又坚信宗教条例，并且自己认为在这类问题上是始终如一的——这从某方面说他是做到了的。有一点肯定如此，那就是他的诚实。

在瓦尔谷，他儿子克莱尔近来过的是自然的生活，接触的是鲜美的女性，得到的是美学的、感官的和异教的快乐，假如他通过打听或者想象知道了，按他的脾性对儿子是会毫不留情的。曾经有一次，安琪尔因为烦恼不幸对他的父亲说，假如现代文明的宗教是从希腊起源的，不是从巴勒斯坦起源的，结果可能对人类要好得多；他的父亲听了这句实实在在的话，不禁痛苦万分，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这句话里面会有千分之一的真理，更不用说会认识到里面有一半的真理或者是百分之百的真理了。后来，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儿子狠狠地教训了好些日子。不过，他的内心是那样慈爱，对任何事情也不会恨得很久，看见儿子回家，就微笑着欢迎他，真诚可爱得像一个孩子。

安琪尔坐下来，这时候才觉得回到了家里；不过和大家坐在一起，他倒觉得缺少了自己过去有过的自己是家庭一员的感觉。从前他每次回到家里，都意识到这种分歧，但是自从上次回家住了几天以后，他现在感触到这种分歧明显变得比过去更大了，他和他们越来越陌生了。家里那种玄妙的追求，仍然还是以地球为万物中心的观点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天上是天堂，地下是地狱，这种追求和他自己的相比，它们就变得陌生了，陌生得就像它们是生活在其它星球上的人做的梦一样。近来他看见的只是有趣的生活，感觉到的只是强烈激情的搏动，由于这些信仰，它们没有矫饰，没有歪曲，没有约束，这些信仰只能由智慧加以节制，而是不能够压制的。

在他的父母方面，他们也在他的身上看出了巨大的不同，看到了同在前几次里看到的安琪尔·克莱尔的差别。他们所注意到的这种差别主要是他的外表上的，他的两个哥哥注意到的尤其如此。他的表现越来越像一个农民，抖他的双腿，脸上易于表现喜怒哀乐的情绪，富有表情的眼睛传达的意思甚至超过了舌头。读书人的风度差不多消逝了；客厅里的青年人的风度更加看不见了。道学先生会说他没有教养，假装正经的人会说他举止粗野。这就是他在泰波塞斯同大自然的儿女们住在一起而受到熏陶感染的结果。

早饭以后，他和他的两个哥哥一起出门散步，他的两个哥哥都是非福音教徒，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都是高品位的青年，品行端正，性格谨慎；他们都是由教育机床一年年生产出来的无可挑剔的模范人物。他们两个人都有点儿近视，那个时候时兴戴系带子的单片眼镜，所以他们就戴系带子的单片眼镜；如果时兴戴夹鼻眼镜，他们就戴夹鼻眼镜，而从不考虑他们有毛病的眼睛的特殊需要。当有人崇拜华兹华斯的时候，他们就带着华兹华斯的袖珍诗集，当有人贬低雪莱的时候，他们就把雪莱的诗集扔在书架上，上面落满了灰尘。当有人称赞柯累佐的画《神圣家庭》的时候，他们也称赞柯累佐的画《神圣家庭》；当有人诋毁柯累佐而赞扬维拉奎的时候，他们也紧跟在后面人云亦云，从来没有自己的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