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情，加上手头上的其他农务，还有他的室内写作，足足使列文忙活了一个夏天，忙得他连打猎都没有时间。八月底，他听那个把女式马鞍取回来的仆人说，奥伯朗斯基一家回莫斯科去了。他觉得由于自己没有回复多莉的来信（他一想起这个无礼行为就会脸红），他已经破釜沉舟，再也不能去拜访他们了。他在斯维亚兹斯基家不辞而别，行为也同样恶劣。不过他也不会再去拜访他们了。现在他根本不在乎这些。对农场的新安排比任何事情都更吸引他，从来没有哪件事情这样吸引过他。他通读了斯维亚兹斯基借给他的书，又订购了所需要的其他各种书籍。他还阅读了有关这一方面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社会主义著作，但正如他所料，没有找到任何与他事业有关的论述。他在政治经济学著作中（譬如说他最早热衷于研究穆勒），时刻希望能找到萦绕在他心头的那些问题的答案（发现了从欧洲农业管理中推导出来的种种规律），但他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在俄国行不通的规律会具有普遍性！社会主义专著的情况也是如此：不是他大学时代一度非常着迷的不切实际的美妙幻想，就是与俄国农业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欧洲现存秩序的改良或补充。政治经济学断言，欧洲财富过去和现在的发展规律毋庸置疑具有普遍意义。社会主义学说则宣称按照这种规律发展只有死路一条。但无论哪种学说都没有稍加暗示，列文和拥有千百万双手和千百万亩土地的俄国农民和地主应当做些什么来提高生产力，促进公共福利。

既然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列文就认真阅读了有关的所有书籍。他还计划秋天出国，进一步考察国外的状况，这样就不会出现他研究其他问题时经常遇到的情况。往往他刚刚弄清楚对方的思想，正要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对方就会突然问他：“考夫曼、琼斯、杜波伊斯和米契利的看法是什么？您没读过他们的书吧？您应该去读一读，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现在清楚地看到，考夫曼和米契利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告诉他。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他看到俄国拥有出色的土地和劳动力，而且在有些情况下（譬如说他途中遇到的老农），劳动者和土地能够出产丰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按欧洲方式投放资本，出产也少得很。这仅仅是因为劳动者只有用简单自然的方式才肯劳动，才肯好好劳动，他们的对抗不是偶然的，而是持久不变，并且在民族精神中深深扎下了根的。他认为俄国人民的使命就是主动占据和开垦广袤的、荒无人烟的土地，直到所有土地都开垦完为止，为此他们应当遵循必要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么坏。这就是他想要在著作中用理论证明、在农事中用实践证明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