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放弃已经长期经营的事业太可惜……花了那么多心血……我会把它通通抛开，卖掉，然后像尼古拉·伊万尼奇那样远走高飞……去听听歌剧。”那地主说，苍老而聪明的脸上浮现出愉快的微笑。
“可我们看到，您并没有把它抛开啊，”尼古拉·伊万尼奇·斯维亚兹斯基说，“所以嘛，还是有好处的。”
“只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住的房子既不是借来的，也不是租来的，而是我自己的。而且，我总是希望农民会变得讲理一些。您真不会相信他们有多放荡，而且嗜酒如命！家里的东西全分光了，连匹马或一头奶牛都不剩！他们都快饿死了，可要是您雇他来干活儿，他就只会糟蹋东西，甚至还会到地方法官那儿告您呢。”
“您也可以去地方法官那儿申诉啊。”
“我去申诉？说什么我也不会去！会弄得流言飞语满天飞，叫你后悔都来不及！他们现在干活儿要先拿工资，然后就跑了。地方法官能怎么办？哼，还不是宣告他们无罪！只有村里的仲裁所和村长才能维持秩序。他照老规矩痛打他们一顿。要不是这样，你就只有抛开一切，逃到天涯海角去了。”那地主显然在揶揄斯维亚兹斯基。但斯维亚兹斯基并不生气，相反，他还觉得很有意思。
“您看吧，我们可不用那些办法来经营，我也好，列文也好，他也好。”他指指另一位地主，笑着说。
“是的，迈克尔·彼得罗维奇也在经营，可您问问他情况如何？他那种经营方式，能算是您说的‘合理’经营吗？”那地主说，有意卖弄“合理”这个字眼。
“感谢上天！我经营的方式很简单，”迈克尔·彼得罗维奇说，“我经营的方式就是在秋天交税之前准备好一笔钱。农民们会跑来找我，说：‘好老爷！救救我们吧！’唉，他们都是邻居，是自己人，总得可怜可怜他们呀，我就给他们垫付三分之一的税款，然后对他们说：‘老弟，你可记好了！我帮助了你，我有需要的时候，你也得帮助我，要么帮我种燕麦，要么帮我割干草，要么帮我收庄稼。’然后说好每一家干多少活儿。不过，他们当中也有人不守信用，这是事实。”
列文早就熟悉这种家长制作风，他同斯维亚兹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打断了迈克尔·彼得罗维奇的话，对那位花白胡子的地主说：
“那您觉得，现在应该怎样经营呢？”
“哦，就像迈克尔·彼得罗维奇那样办好了：要么和农民对半分成，要么把地租给他们！这种方法可行，但国家的总财富就损失了。过去实行农奴制，我的土地管理得好就可以有九倍收益。可现在对半分成呢，我的收益就只有三倍。农奴解放把俄国给毁了！”
斯维亚兹斯基两眼含笑望着列文，甚至对他做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嘲讽老头儿的手势，但列文并不认为那地主的话可笑，而且他对他比对迈克尔·彼得罗维奇更为了解。那地主后来又说了很多，竭力证明解放农奴毁掉了俄国。在列文听来，他的话都是千真万确、颇有新意而且无可辩驳的。那地主说的显然是他自己的想法，这是很难得的。他有这些想法，并不是因为他闲来无事胡思乱想，而是他在与世隔绝的乡村生活环境中，经过长期而全面的思考逐渐形成的。
“您看，问题就在于，进步只能靠强权来推行，”他说，显然想表明他并不缺乏教养，“譬如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改革，譬如欧洲历史。农业领域的进步就更是如此。就拿马铃薯来说吧，也是国家强行引进的。我们的犁也不是从一开始就使用的，肯定是汝里克王公时代引进的，不用说，那也是强制推广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农奴还没解放前，我们地主就采用了改良方法来经营农业，引进了簸谷机和各式各样的农具，组织人力运送肥料，这些全都是强行推广的。农民一开始抵触，后来就仿效我们。现在农奴制已经废除了，我们手中的权力也被剥夺了，本来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的农业，又退回到野蛮、原始的状态。这就是我的看法。”
“怎么会这样呢？要是您的经营方式合理，您雇人也是照样可以经营的呀。”斯维亚兹斯基说。
“我没权力了，靠谁来经营啊？”
“这就是问题所在！劳动力是农业中的主要因素。”列文想。
“靠雇工。”斯维亚兹斯基回答。
“雇工不愿好好干活儿，不肯用好的农具。我们的雇工只晓得一件事情，就是喝得像猪一样烂醉，然后把你交给他的东西全都毁掉。他们乱给马饮水，把很好的马具磨坏，把带铁的轮胎换成不带铁的，把螺栓丢进打谷机里弄断。他们痛恨一切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这就是农业水平下降的原因。土地荒芜了，长满了蒿草，或者被农民瓜分了，原本出产八百万石粮食的土地，现在只能出产八十万石。国家财富减少了。同样一项举措，要是能够充分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