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使他们教我怎样决斗，”他继续想，“让我站好位置，然后我扣动扳机，”他闭上眼睛，“结果我把他打死了……”他晃晃脑袋，赶跑这个愚蠢的念头，“为了明确自己同一个有罪的妻子和儿子的关系去杀人，有什么意义呢？不过，应该怎样处置她，我还是要做出决定。”

“不过更有可能的是情况肯定是这样我被打死或受伤。我这样一个无辜的人成了受害者，这就更没意思了。不仅如此，我发出挑战书也不是什么令人尊敬的举动。难道我事先不知道我的朋友不会让我去决斗，不会允许一个俄国需要的政治家去冒生命危险吗？那么，会有什么结果呢？结果就是：我预先就知道事情不会发展到危险的地步，但为了给自己增添虚假的光环，去向这个人发出挑战。这种虚伪、不诚实的行为，不但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不！不可能决斗，没人希望我决斗。我的目标是捍卫我的名誉，这样才能继续追求我的事业。”卡列宁向来重视官场奋斗，现在就更为重视了。

卡列宁经过反复考虑放弃了决斗的念头之后，想到了离婚，他记得有些被欺骗的丈夫就采取了这种方法。他回忆了一下他所知道的所有离婚案件（这在他所熟悉的上流社会屡见不鲜），但想不起一件是出于与他相同的离婚目的。在这些案件中，丈夫要么出卖、要么拱手相让不贞的妻子，根据法律，女方无权再婚，只能同所谓的丈夫结成虚假而且非法的婚姻关系。卡列宁看出，就他这种情况，合法离婚，也就是把有罪的妻子休掉，是不可能的。他知道他们所处的复杂生活环境使他无法获得法律所需的妻子不忠的丑恶证据，知道生活当中有一定的事关体面的规矩，使得他即使有这样的证据，也不可能提供，因为这样一来，舆论会把他贬得比她还低。企图离婚只会导致诉讼和丑闻，给他的敌人平添诽谤中伤他的机会，降低他崇高的社会地位。他生活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持常态，尽量少一些烦扰，而离婚对此没有任何助益。况且，离婚的后果显然就是妻子同丈夫断绝关系，同情人结合。卡列宁内心虽然觉得自己对妻子十分鄙视和冷漠，但对她还剩下一种感情，那就是不愿看到她没有任何障碍地同渥伦斯基结合，使她的罪行反倒变得对她有利。想到这一点，他恼怒到了极点，不由得发出痛苦的呻吟。他欠了欠身，在马车上换了个座位，然后用毛茸茸的毯子裹住他那双瘦骨嶙峋的畏寒的腿，就这样坐了好一阵子。

“除了正式离婚，还可以像卡里巴诺夫、帕斯库丁和好脾气的德拉姆那样，同妻子分居。”他平静下来，继续想道。但这种办法不仅免除不了离婚丑闻的所有麻烦，而且同样会把妻子推入渥伦斯基的怀抱。“不，不行！这样不行！”他大声说，又把毯子在腿上裹紧一点，“我不能倒霉，她和他也不能过上好日子。”

他怀疑妻子那段时间里折磨他的嫉妒心，在妻子向他坦白之后，就像忍痛拔去一颗虫牙一样，已经消失了。但另一种感情代替了嫉妒心：他希望妻子的罪行能遭到报应。虽然他自己不承认，但在内心深处，他希望她会因为粉碎了他的安宁以及破坏了他的名誉而吃尽苦头。他仔细斟酌了决斗、离婚和分居的可能性，又一一加以排除之后，得出结论，只能遵循一种办法：把她留在身边，向上流社会隐瞒发生的一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斩断他们的私情，最重要的是（这一点他自己并不承认）必须惩罚她。“我要把我的决定告诉她：再三考虑过她给家庭带来的痛苦处境之后，我认为双方最好是表面上维持原状。如果她完全理解我的意思，服从我的意愿，同情人断绝关系，我愿意维持原状。”为了确认他做出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他又想到了一条有力的论据。“只有这样做才符合宗教教义，”他自言自语，“只有这样，才可能不抛弃我有罪的妻子，同时也给她悔过的机会，甚至我还可以奉献我的一部分力量来帮助她改过自新，无论这在我会是多么痛苦。”

虽然卡列宁知道他对妻子没有什么道德感召力，一切尊重她的努力换来的都不过是谎言；虽然在他经历的痛苦时刻里，他没有一次想到过求助于宗教，但现在当他认为他的决定符合宗教教义，他却从这种宗教的许可当中得到了极大满足，甚至感到些许安慰。想到再也没有人能说他遇到如此严重的生活危机时没有遵循宗教教义，在人们普遍对宗教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情况下，他始终高举宗教的大旗他心里非常高兴。

卡列宁进一步考虑具体问题，简直不明白自己同妻子的关系为什么不可以维持原状。当然他无法恢复对她从前的敬意，但他没必要因为她是一个不贞的坏妻子就扰乱自己的生活，并且为之受苦。

“是的，时间会过去，时间会抚平一切创伤，恢复昔日秩序，”卡列宁自言自语，“就是这样，时间会使一切复原，我的余生也不会再有这些烦恼。她应该倒霉，但我没有过错，因此我不该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