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曾经是位大臣，而且是个具有极其坚定的信念的人。其坚定的信念就是，就像鸟儿天生要吃虫、要身披羽毛和绒毛、要在空中飞翔一样，他也天生就该吃由薪水最高的名厨烹调的最贵的山珍海味，该穿最舒适、最昂贵衣服，该坐最好最快的马车，因此所有这些东西都得为他准备好。此外，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还认为，他想方设法从国库领取的各种款项越多，他获得的包括钻石勋章在内的各种勋章越多，他同皇亲国戚交往和谈话的机会越多，那他就过得越好。

其他所有东西，同这些基本信条相比，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都认为是无足轻重、毫无价值的。其他一切事情，都既可以这样，也可以完全相反。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本着这种信念，在彼得堡生活了和活动了四十年，而在这四十年末尾时爬到了国务大臣的位置上。

他得以谋到这一职位的主要素质在于，第一，他有本事看懂公文和法规，有本事起草虽不漂亮但可以让别人看懂的公文，而且没有什么错别字；第二，他生得仪表堂堂，在必要的场合可以装出十分自负的样子，甚至能够显得高不可攀，威风凛凛，不过在另一些必要的场合，却又可以奴颜婢膝到肉麻和下贱的地步；第三，不论在个人道德还是公务活动方面，他都没有一成不变的原则或者标准，因而在必要时，他可以同意一切，也可以反对一切。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所要努力的便只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不要显出露骨的自相矛盾就好了。至于他的行为究竟是不是合乎道德，对俄罗斯帝国乃至全世界会造成极大的益处还是极大的害处，他都根本不放在心上。

等他当上大臣以后，不但所有那些依赖他的人（依赖他的人很多）和与他有联系的人，还有一切局外人，甚至他自己，全都深信，他是一位非常英明的国务大臣。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他却毫无建树，什么才能也没有表现出来，于是按照生存竞争的法则，就有一些同他一样能起草和看懂公文、仪表堂堂而又毫无原则的官僚把他排挤出去，他就不得不提出辞职。直到这时大家才看明白，他这人不仅并不英明卓越、深谋远虑，而且是个鼠目寸光、不学无术、自以为是的人，他的见解只能赶上最庸俗的保守派报纸社论的水平。事实证明，他同那些不学无术、自以为是、把他排挤出来的官僚毫无差别。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然而这丝毫也没有动摇他的信念，他仍旧认为他应该每年领取大笔的公款，每年获得新的勋章来装饰他考究的衣服。这种信念十分坚定，因此谁也不敢拒绝给他这些东西。于是他照旧每年领取好几万卢布，一部分算是养老金，一部分算是参与国事的酬劳，因为他在政府的一个最高机构里挂了个名，又担任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委员会的主席。此外，他还年年获得他所珍视的权利，即把新的丝绦缝在他的肩上或裤子上，以及把新的绶带和珐琅星章佩在他的礼服上。这样，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就有了非常广泛的人际关系。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听聂赫留朵夫讲话就像以前听他部门的常务秘书作报告一样。他听完以后，就说要为聂赫留朵夫写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给上诉部枢密官沃尔夫的。

“关于这个人，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无论如何，他都是个正派的绅士，”他说道，“他还欠了我的情，会尽力去办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给聂赫留朵夫的另一封信，是写给上诉委员会里一个有势力的人物的。聂赫留朵夫说的费多霞·比留科娃的案子让他很感兴趣。聂赫留朵夫告诉他想把这个案子写成呈文奏明皇后，察尔斯基伯爵就说，这个案子确实很动人，有机会他要在那边说说。然而他不能说定。上诉还是按部就班进行的好。他想，如果有机会，如果礼拜四举行碰头会，他可能会将这个案子告诉皇后。聂赫留朵夫一拿到伯爵写的两封信和姨妈写给玛丽爱特的信，就立刻出发前往那几个地方。

他先去玛丽爱特家。她以前是个并不富裕的贵族的女儿，当她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女时，他就认识她了，后来知道她嫁给了一个官运亨通的人。不过关于这个人，他听到一些不好的议论。这时候聂赫留朵夫像往常一样，心头感到十分沉重，因为他得去向一个他并不尊敬的人求情。遇到这种情况，他总觉得内心很矛盾，对自己很不满，不知道该不该去求情，不过最后他总是决定去。此外，他觉得向那班人求情的做法未免虚伪，因为他已不把那班人看作是自己人，而他们却把他当作自己人。他现在处于这个圈子里，觉得又落到了以前那种习以为常的旧轨道上去了，不由自主地屈服于在那班人当中盛行的轻浮、不道德的气氛。他在姨妈家里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感觉，当他同她谈到一些极其严肃的问题时，就用了一种玩笑的口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