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没有按照先后次序，而是提前接见了聂赫留朵夫，并且立刻谈到明肖夫母子的案子。他已经看过这份案卷，并对毫无根据地控告他们表示愤慨。

“这个案子真叫人厌恶，”他说道，“火多半是房东自己放的，存心要捞到一笔保险费。但问题在于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明肖夫母子的罪行，一点证据也没有。这都是侦讯官过分热心、助理检察官粗心大意的结果。只要这个案子不是转到县里而是在这里审讯，我就担保官司一定会赢，而且不收取分文报酬。那么现在谈下面一个案件——费多霞·比留科娃。呈给沙皇的上诉状已经写好了。您要是到彼得堡去，就随身带着，亲自往上递，再托一下人情。要不然他们会在司法部随便敷衍了事，如果他们驳回上诉，那么，这个官司就完了。您得设法送到地位最高的人那里去才行。”

“是沙皇吗？”聂赫留朵夫问道。

律师笑起来。

“那当然是最高级了。但我说的‘最高’是指上诉委员会的秘书或者主任。现在，一切算是都办好了吧？”

“不，我这儿还有一封一些教派信徒写给我的信，”聂赫留朵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道，“要是他们写的都是事实，那可真是令人吃惊的消息了。我争取今天与他们见个面，问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看您已经变成一个导管或者瓶口，监狱里的全部冤案都要通过您这里流出来了，”律师笑着说道，“这可实在太多了，您会应付不了的。”

“不，这可是件让人震惊的案件，”聂赫留朵夫说道，接着就把案情大致讲了一遍。某个村子里的一个农民和他的朋友聚在一起阅读和讲解福音书。牧师认为这是犯罪并向政府报告了这件事。长官审问了那个农民，助理检察官起草了起诉书，高等法院批准起诉，他们就被逮捕了，并准备送交法庭审判。

“这真是太可怕了，”聂赫留朵夫说道，“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一切都很奇怪。警察奉命逮捕人，这我倒是能理解的，但是助理检察官怎么能起草这样的起诉书呢？他毕竟是受过教育的人吧？”

“错就错在这儿。我们习惯于认为那些检察官、法官总体上来说都是一些所谓的自由人士。他们一度倒是这样的人物，可是现在完全变成另一种人了。他们都是官僚，只关心每个月发工资的那一天。他们领薪水，盼望加薪。他们行动的全部准则就是这些。他们可以随便控告、审判任何人，想定谁的罪就定谁的罪。”

“就是这样的，但是一个人因为同朋友一起阅读福音书，就该被判处流放到西伯利亚，难道真有这样的法律吗？”

“是的，只要你能证明他们在读福音书时没有按教会规定而自作主张地进行解释，他们就该被流放。当众诋毁东正教，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要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

“这不可能。”

“我可以肯定地说的确如此，我平时总是对那些法官老爷们说，”律师继续讲下去，“我一见到他们就不能不感激涕零，因为我没有坐牢，您和我们大家也都没有坐牢，这些都只归功于他们的仁慈。剥夺我们的基本权利，把我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地区相对来说不太远的地方，对他们来说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好吧，但如果真是这样，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检察官和那些有权引用或不引用法律的人的意愿，那么审判还有什么用？”

律师哈哈大笑起来。

“您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哎，老兄，这可是哲学。当然，这种问题也未尝不可以谈一谈。您星期六来吧。您可以在我家里遇见学者、文人和画家。到时候咱们就可以谈谈抽象问题了，”律师说“抽象问题”时带有嘲讽的口气，“您见过我妻子的。您一定要来啊！”

“好的，我尽量来，”聂赫留朵夫回答道，觉得自己在撒谎。事实上，他所谓尽量，就是尽量不去律师家参加所谓的“文学之夜”，避免和他那个圈子里的学者、文人和画家们应酬。

刚才聂赫留朵夫讲到如果法官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愿引用或不引用法律，那么审判就没有任何意义，律师听了他的话后却对此报之以哈哈大笑，而在说到“哲学”和“抽象问题”这些字眼时又带着那样一种特殊的口吻，这一切都使聂赫留朵夫觉得他和律师，大概也包括律师的朋友，对事情的看法大相径庭。他还觉得，尽管他现在跟申包克之流的旧友们已经有了距离，但他和律师以及律师那个圈子里的人的距离却还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