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聂赫留朵夫有两年多没有同卡秋莎见过面。当他再次见到她时，他刚刚晋升为军官，正动身去和他的军团会合。在途中，他路过姑妈家，便过来陪她们小住几日，但同三年前的夏天住在她们家里时相比，他现在已经是个很不一样的年轻人了。那时他是个正直、无私的少年，乐意为一切高尚事业而献身；如今他成了个堕落的、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只关心个人的享乐。那时，上帝创造的世界在他看来是那么神秘，他兴致勃勃、满心欢喜地试图解开这个谜；而现在，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简单明了，他的社会地位早已为他规划好生活中的一切。那时，他觉得接触大自然和那些在他之前生活过、思考过和感受过的前人那些哲学家和诗人是重要而且必需的；现在呢，他认为重要和必需的只是社会制度和与同事们的交际活动。那时，女人似乎是神秘而迷人的而且正是裹藏她们的这一神秘使得她们更加迷人；现在呢，所有女人，除了他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的妻子，她们的作用只有一个，而且再清楚不过：女人是能带给他已经领略过的那种快乐的最好的工具。那时他不需要钱，因为母亲答应给他的钱他甚至连三分之一都不需要，而他还可以放弃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地产，把它分赠给农民；而现在呢，母亲按月给他的一千五百卢布根本不够用，而为了这个他已经和母亲有过好几次很不愉快的谈话。

那时，他将他的精神生命视作他真正的“我”；现在呢，那个健康、强壮、动物性的“我”才是他所看重的自己。

所有这些可怕的变化之所以会发生，都是因为他不再相信自己，而开始相信别人。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坚持自己的信念去生活实在太难了：坚持自己的信念，他就得自己决定一切问题，就不利于总是追求简单满足的动物性的我，而是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和它相抵触。相信别人，就根本无须决定任何东西；一切事情都已经决定好了，而且总是有利于动物性的我而同精神的我相抵触。这还不是全部。坚持自己的信念，他总是将自己暴露于周遭人群的谴责之下；而相信别人，他就会获得他们的肯定。因此，当聂赫留朵夫思索和谈论一些有关生命的严肃问题时上帝、真理、财富、贫穷他身边所有的人就会觉得这不合时宜，甚至荒谬可笑，而他的母亲和姑妈们就会好意地取笑他，戏称他是“我们亲爱的哲学家”。而当他读小说，讲庸俗的奇闻轶事，到法国剧院去看歌舞杂耍并绘声绘色地复述其中的笑话时，所有人却都称赞他，鼓励他。当他视省吃俭用为美德，穿旧大衣，不喝酒时，所有人都认为他脾气古怪，觉得他是在故意哗众取宠；而当他在打猎上挥金如土，或者在装修书房时穷奢极欲时，所有人却都赞美他的品味，并送给他贵重的礼品来鼓励他的爱好。当他还童贞无瑕，并且想保持到结婚时，他的朋友都担心他是不是有病，而她的母亲在得知他从他的一个朋友手里夺了一个法国女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后，不仅不难过，反而感到高兴。（而对儿子和卡秋莎的那段插曲，公爵夫人一想到他有可能同她结婚，就感到后怕。）与此相似，当聂赫留朵夫成年以后，由于认为土地私有是错误的，把从父亲那里继承过来的一块面积不大的地产分赠给农民时，他的这一行为却使他的母亲和整个家族都大为吃惊，并且成为所有亲戚嘲弄他的一个理由。别人不断地告诉他，那些农民在获得土地之后不仅没有变富，反而更穷了，因为他们开了三家小酒店，什么农活也不干。而当聂赫留朵夫进了近卫军，跟他的那些门第高贵的同僚们一起花天酒地，赌博输掉许多钱，弄得叶莲娜·伊凡诺夫娜不得不动用存款时，她却一点也不心疼，反而认为这很正常，甚至觉得年轻时在上流社会尽情享乐是件好事情，恰如她儿子所做的那样。所有他还有自己的信仰时所认为好的东西，现在却被他生活在其中的圈子里的人认为是坏的，而他认为是坏的东西，却被那些人认为是好的，起初聂赫留朵夫为此还斗争过，但是这斗争却十分艰难。最终聂赫留朵夫还是屈服了，他不再相信他自己，而开始相信别人。刚开始这种放弃自我信仰的行为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但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这时，他染上了吸烟喝酒的习惯，很快他就摆脱了那种不愉快的感觉，甚至觉得轻松自在了。

聂赫留朵夫天性热情，不久便沉湎于这种备受周遭人群称道的新的生活方式中，而将内心要求其他不同东西的呼声统统扼杀了。这种变化开始于他来到彼得堡以后，而在他进入军队后更是达到了高潮。

军队生活总体来说就是让军人堕落。它让他们处于终日无所事事的状态，也即脱离了所有合理、有益的工作；让他们逃避他们作为人所理应承担的义务，仅仅代之以对军队、军服、军旗的死板荣誉感；而且，它一方面给他们凌驾于别人之上的绝对权力，但另一方面却又让他们在长官面前奴颜婢膝，唯命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