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极端主义分子，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

“他是个空想主义者，他写东西目的在于毁灭青年的道德。”

“假若已婚男女遵从纪伯伦关于婚姻的见解，那么，家庭支柱就要倾倒，人类联盟大厦就要坍塌，世界将变成地狱，民众必沦为鬼魂。”

“不要看他的文笔多么优美!他是人类的敌人之一。”

“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是个叛教者。我们奉劝吉祥山上的居民唾弃他的学说，烧掉他的著作，以免其中任何东西粘在他们的灵魂上。”

“我已读过他的《被折断的翅膀》，我发觉那是夹在肥肉里的毒药。”

这都是人们谈论我的话语。他们说对了，我正是个极端主义分子，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我的破坏倾向胜过建设倾向。我打内心里讨厌人们所崇拜的东西，喜欢被人拒之于门外的东西。假若我能够把人类的传统、习惯和信仰连根拔掉，我会一分钟也不迟疑。至于有人说我的作品是“夹在肥肉里的毒药”，则自有话语揭开藏在面纱之后的事实——赤裸裸的事实则是，我不但没有往肥肉里夹毒药，反而将夹在肥肉里的毒药取了出来……而且我把毒药倒在了干净透明的杯中。

那些在他们自己的灵魂面前向我道歉，说什么“他是个空想主义者，常遨游乌云之间”的人，正是他们凝目注视着那透明杯中的闪闪发光的东西，放弃了其中被他们称为“毒药”的饮料，因为他们的胃口太弱，无力消化它。

也许这段引言显得粗糙冒昧。可是，冒昧加粗糙不是比背叛加光滑更好一些吗？冒昧毕竟是自我表现，而背叛则穿着他人剪裁的外衣。

东方人要求作家像蜜蜂，翩跹起舞在田野之中，采集百花果糖，加工而成蜜丸。

东方人喜欢蜂蜜，以为除了蜂蜜别无美食。他们吃蜜过多，甚至他们本身也变成了蜜，变成了在火前流动，只有放在冰块上才凝固的蜜。

东方人要求诗人燃烧自己作为香，供在他们的君王、统治者和大主教面前。东方的天空已布满从御座、祭坛和坟茔边升起的烟云，然而他们还不满足。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能与穆台奈比相媲美的赞颂诗人，有与韩莎韩莎(557?—664)，古代著名女诗人。相似的悲悼诗人，有大大胜过莎菲丁·哈里莎菲丁·哈里(1277—1349)，阿拉伯古代诗人。风雅的贺喜诗人。

东方人要求学者研究其父辈及其祖辈的历史，要求深入研究他们的遗迹、习惯和传统，在他们那些冗长的语言、纷杂的派生词语和名目繁琐的修辞中消磨自己的日日夜夜。

东方人要求思想家在他们的耳边重复白德巴白德巴，阿拉伯文学名著《凯里来与迪本奈》中的印度哲学家。、伊本·路西德伊本·路西德(1126—1198)，阿拉伯古代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医学家和法学家。、艾弗拉姆·赛尔亚尼艾弗拉姆·赛尔亚尼(306—373)，东正教神父。和约翰·迪马仕基约翰·迪马仕基(约675—749)，古代阿拉伯宗教教育家。说过的那些话。要求思想家在写作中不要超越愚昧的训诫和拙劣的引导以及二者所引用的格言和经文的界限。其实，谁要沿着那些经文行路，其生命必然像生存在阴影下的柔弱小草；其灵魂也像掺了一点儿鸦片的温水。

简而言之，东方人生活在已经逝去的舞台上，喜欢消极的、供消遣的东西，讨厌积极的、纯净的、能够刺激他们，并且促使他们从充满平静美梦的沉睡中苏醒过来的原则和教诲。

东方乃一病夫，遭到种种疾病侵袭，遇重重瘟疫骚扰，终于适应了久病，习惯了疼痛，不仅视痼疾和病痛为先天特性，且将之当作上好缺陷，与高尚灵魂和健全肌体密不可分；谁若没有此种缺陷，就被看成是被剥夺了天赋之才和理想完美的残废人。

东方的医生多，常守在病榻左右，为其病进行会诊。可是，他们只给东方开短效麻醉药，只能延长病期，却不能祛病。

精神麻醉剂品种繁多，形式多样，花色纷繁。也许就像疾病相互传染那样，一种麻醉剂生自另一种麻醉剂。每当东方身上增添一种新病时，其医生便为之发明一种新的麻醉剂。

至于导致那些麻醉剂出现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其最重要的是病人屈从于著名的宿命论哲学，此外还有医生的胆怯，生怕有效药物引起疼痛。

给您举几个有关麻醉剂和镇静剂的例子，都是东方医生们用来治疗家庭、国家和宗教疾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