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是因为搁浅——搁浅倒只耽误了我们一会儿工夫。我们船上有一个汽缸盖炸掉了。”

“我的天哪！有人受伤吗？”

“没有。死了一个黑奴。”

“那还好，还算运气；因为这有时是会伤到人的。两年前圣诞节那天，你的姨父赛拉斯从新奥尔良乘拉拉·鲁克号那条旧船Lally Rook：拉拉·鲁克，爱尔兰诗人穆尔（Thomas Moore,1779—1852年）于1817年写的一首著名的叙事诗。船是以这首诗的名字命名的。上来，那回也炸掉一个汽缸盖，有一个人给炸成了残废。我好像记得他后来死掉了。他是个浸礼会教徒。你赛拉斯姨父认识一个住在巴吞鲁日Baton Ronse：巴吞鲁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首府，位于密西西比河深水航道的顶端。的人家，他们和那个人家里很熟。对啦，我现在想起来了，他的确是死了。他得了坏疽感染，大夫只好把他那条腿给锯掉了。但那也没能救他的命。不错，是坏疽感染——一点也不错。他全身发青，死的时候还希望将来能荣耀地复活呢。他们说他那样儿看不得。你姨父每天都到镇子上去接你。今天他又去了，还不到个把钟头；说不定马上就会回来。你肯定在路上碰见了他，是不是？——他上了年纪啦，手里还……”

“没有，萨莉姨妈，我没碰见什么人。船是天亮的时候靠岸的，我把行李放在趸船上，就跑到镇上到处逛了一圈，又溜到了乡下，打发一些时光，免得到这儿太早；所以我是从后面的路绕过来的。”

“你把行李交给谁了？”

“谁也没交。”

“怎么，孩子，行李要给偷掉的！”

“我藏的地方挺好，估计不会给偷掉。”

“你怎么那么早就在船上吃了饭呢？”

这一问可真有点儿悬乎，不过我说：

“船长见我站着没事，就对我说，最好是先吃点东西再上岸去；所以他就把我带到上层船舱去，在船员餐厅里吃了个饱。”

我越来越不自在，连她说什么也听不明白了。我心里老在打那些孩子们的主意！我想把他们引到一边去，在外面逗他们说出些情况来，弄明白我到底是谁。但是我一直找不到机会。费尔普斯太太老是问个没完没了，不容置疑。不一会儿她问的话就让我直冒冷汗，脊背发凉，因为她说：

“可我们就这样一直说下去，你还没告诉我，姐姐和她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你还一个字都没提到呢。好吧，我先歇会儿，让你把话匣子打开，不管什么事你都给我说说——给我说说他们大家的事儿——他们每个人的情况，他们都怎么样啦，他们正在干些什么？他们都让你给我说了些什么；还有你能想起来的，不管什么事。”

好吧，我明白自己这下陷入了困境——真不知怎么办才好。老天爷一直都在帮我的忙，总算没出岔子，现在我倒成了一只搁浅的船，一点也走不动了。我知道再这么穷应付下去是不行啦——我非举手投降不可啦。于是我心里想，现在只好硬着头皮说实话了。我正张嘴要说话，可是她突然抓住我，连忙把我推到床背后，说：

“他回来了！你把头低下去一点儿——好的，就这么着，现在他看不见你了。别让他知道你来了，我来和他开个玩笑。孩子们，你们都别吭声啊。”

我心里清楚这下子不好办了。可是光着急也没有用，无法可施，只得静待事态发展，天上打下雷来，也只好随时站起来挺住。

那位老先生进来的时候，我刚巧瞄到他一眼，随后床铺就把他给挡住了。费尔普斯太太扑向他说：

“他来了吗？”

“没有。”她的丈夫说。

“我的老天啊！”她说，“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想象不出来，”老先生说，“我说老实话，这事儿让我急得没办法。”

“你急吗？”她说，“我都快急疯了！他肯定是来了，你在路上错过了吧。我知道是那么回事——有某种感觉告诉我的。”

“怎么回事，萨莉，我不可能在路上与他错过的——这你是知道的。”

“哦，亲爱的，亲爱的，姐姐会怎么说这件事呀？他一定是来了！你肯定把他错过去了。他……”

“哦，你别再折磨我了吧，我都快烦死了。我简直不明白这事儿是怎么弄的，我可是没有什么办法了，我可是尽心尽力了，不管你怎么着。要说他来了，不可能，因为他不可能和我在路上错过。萨莉，这真是糟糕透了——实在糟糕——肯定是轮船出了什么事儿。”

“唉，赛拉斯！你瞧那儿！就在大路上！是不是有人过来了？”

他跑到床头边的窗户那儿去张望，这就中了费尔普斯太太的计，给了她一个机会。她在床脚那边，弯下腰来，拽了我一下，把我拉出来了；等他从窗户那边转过身来，她一脸笑容，满面红光地站在那儿，像一朵盛开的玫瑰花儿，我呆头呆脑地站在她身边，浑身直冒汗。那位老先生瞪大了眼睛，说：

“唉，这是谁呀？”

“你说他是谁呢？”

“我不知道，他是谁？”

“他就是汤姆·索耶！”

我的天哪，我差点没钻进地板缝里去！但我没有时间耍什么花招了；那位老先生抓住我的双手直抖，一直抖个不停；那女人就一直在旁边手舞足蹈，又说又笑的，高兴极啦；于是他们俩就连珠炮似的向我发问，把锡德·玛丽和那一家子人的情形都问了个遍。

可是要说他们高兴的话，跟我心里的高兴劲儿比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啦；因为我就像再生转世般的，好不容易知道了自己究竟是谁，别提有多高兴。好家伙，他们一直盯着我问了两个多钟头，最后差点把我的嘴都要说干了，实在不能再说下去了，我把我家里的事儿——我是指索耶家里的事儿——说了好多好多，简直比六个索耶家的事儿还要多。我把我们那条船在白河口上炸掉汽缸盖的事儿，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说我们花了三天功夫才把它修好。这倒说得挺像，没露什么马脚；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修什么东西要修三天。我要是说炸掉了一个螺丝帽，要修三天，他们也会信。

这时候，我一方面觉得非常痛快，另一方面又觉着十分不自在。冒充汤姆·索耶既容易又自在，而且在我没听见一条下水轮船鸣笛的声音之前，我一直都是轻松自如的。这会儿我心里嘀咕，要是汤姆·索耶坐着这条船下来了，那可怎么办呀，假设他说不定什么时候走进这幢房子，我还没来得及对他使个眼色，叫他别吭声，他已经叫出了我的名字，那可怎么办？

得啦，我不能让事情弄到这般田地——那是绝对不行的。我必须顺着大路往上去，在半路上截住他。因此我就对他们说，我要到镇上去把行李拿回来。那位老先生要陪我一起去，但我说不需要，我自己会赶马车，请他不必为我的事烦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