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祖父某，盖古所谓隐君子也。年五十一而始抱臣炎武为孙。臣幼而多病，六岁，臣母于闺中授之《大学》。七岁就《外传》，九岁读《周易》。自臣母授臣《大学》之年，而东方兵起，白气亘天。明年三月，覆军杀将。及臣读《周易》，为天启之初元，而辽阳陷，奢崇明、安邦彦并反。其明年，广宁陷，山东白莲教妖民作乱。一日，臣祖指庭中草根谓臣曰：“尔他日得食此幸矣！”遂命之读古兵家《孙子》《吴子》诸书，及《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年十一，授以《资治通鉴》。

　　已而三畔平，人心亦稍定。而臣祖故所与往来老人谓臣祖曰：“此儿颇慧，何不令习帖括，乃为是阔远者乎？”于是令习科举文字。已，遂得为诸生，读《诗》《尚书》《春秋》。而先帝即位，天下翕然，以为中兴更化之主，无复向时危迫之意。及臣益长，从四方之士征逐为名。臣祖年益老，更日以科名望臣。又当先帝颁《孝经》《小学》厘正文字之日，臣乃独好五经及宋人性理书，而臣祖乃更诲之，以为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而臣有妻，又有四方征逐之事，不能日在膝下，臣祖亦不复朝夕课督如异时矣。

　　臣祖生于饶州官舍，随臣曾祖之官广西、山东、南京，一切典故悉谙，而当日门户与攻门户之人，两党之魁皆与之游。臣祖年七十余矣，足不出户，然犹日夜念庙堂不置。阅邸报，辄手录成帙。而草野之人独无党，所与游之两党者，非其中表，则其故人，而初不以党故相善。然因是两喜两怒之言，无一不入于耳，而具晓其中曲折，亦时时为臣言一二。固问，则又曰：“汝习经生，言此非所急也。”

　　臣祖老尚康强，而臣少年好游，往往从诸文士赋诗饮酒，不知古人爱日之义，而又果以为书生无与国家之故，失请于趋庭之日，而臣祖弃臣以没。已而两京沦覆，一身奔亡。比年以来，独居无事，始出其簏中臣祖所手录，皆细字草书，一纸至二千余字。而自万历四十八年七月，至崇祯七年九月，共二十五帙，中间失天启二年正月至五年六月，而其后则臣祖老不能书，略取邸报标识其要。然吴中报比之京师，仅得十五，亦无全抄。而臣祖所标识者，兵火之余，又十失其一二。

　　臣伏念国史未成，记注不存，为海内臣子所痛心。而臣祖二十年抄录之勤，不忍令其漫灭，以负先人之志。于是旁搜断烂之文，采而补之，书其大略，其不得者则阙之，名曰《三朝纪事阙文》。非敢比于成书，以备遗忘而已。世之君子尚怜其志而助之见闻，以卒先人之绪，其文武之道实赖之，而臣祖之遗书亦得以不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