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柳宗元传略
柳宗元，字子厚。唐河东（今山西永济）人。生于代宗大历八年（773）。少年时就很精敏。17岁举进士，29岁为监察御史。
那时候，正是德宗在位，顺宗为太子，王叔文因为善于著棋，为太子所赏，他一面联络太子，一面联络朝士，如韦执谊等，都和他是一党，预备握国家大权。
这时，柳宗元又为王叔文、韦执谊所赏识，当然和王、韦是一党了。
德宗之后，太子即位，就是顺宗，王叔文和韦执谊执了大权，引用党人，声势赫弈。柳宗元当然也居在重要的地位。但是，暗中妒忌他们的人也就不少。
究竟王叔文、韦执谊专权太甚，反对他们的人太多，后来连顺宗也恨了他们，就传位于太子，称为显宗，当然政局发生很大的变化，王叔文、韦执谊一个个被贬谪。柳宗元也在贬谪之列：初贬为邵州刺史，复加贬为永州司马。同时贬为司马的，共有八人，称为“八司马”；柳宗元为八司马之一。当时著名的文人，除了柳宗元外，再有刘禹锡，也为王叔文党，也被贬谪。
永州为今湖南零陵地方，是湖南的边界，和广东很相近，在那时候，是很荒僻的，但是，山水风景很好；柳宗元虽然吃了许多苦，却得游玩好山水，他文集中有名的小记，有大部分是在永州做的。
他在永州住了几年，到显宗元和十年，又被迁徙为柳州刺史。柳州，那地方更是荒僻，他所受的困苦，可想见了。
元和十四年（819），他死在柳州，年47岁。后人因为他是河东人，又称为柳河东；因他曾为柳州刺史，又称为柳柳州。
二、柳宗元的文集
柳宗元和刘禹锡是朋友，宗元死后，禹锡把他的诗文编为文集四十五卷。当然，至宋朝才有刊本。宋以后，不同的本子很多，据我所知，《四库全书》所收，共有三种：
（一）《诂训柳先生文集》45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1卷。宋韩醇音释，穆修刊行，即刘禹锡本。
（二）《增广注释音辨柳集》43卷。不著编辑者名字。
（三）《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21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2卷，附录8卷。宋魏仲举编。今《四部丛刊本》即此本之元刊本。
此外再有宋、明刊本二种：
（四）《河东先生集》45卷，外集《龙城录》等，共6卷。宋廖茔中注。世彩堂刊。
（五）《柳河东集》45卷，外集、遗文、附录共7卷。明蒋之翘注刊。今《四部备要》本即此本。
按柳集中除诗文而外，并有杂著（这是古书的通例）。如《非国语》二卷，为考订专书，似可独立；而《龙城录》一卷，又为小说，编集者或删或存，或说不是柳宗元做的。今这一本柳文，就是从全集中选出一部分的散文。
三、柳文的长处
柳宗元为唐、宋八家之一。八家的文，当然各有各的特色，现在不能多讲，单说一说柳文的长处。
（一）他的思想很自由。他在唐代，与韩愈并称。文章是各有长处，若就思想而论，实在是柳胜于韩。因为韩愈单读“儒书”，见闻自然是不广，思想也就被束缚了。柳宗元，对于周、秦诸子，读得很多，并且兼读“佛书”，因此他的思想很活泼。他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思想很好的。如：《送薛存义序》阐明民权；《天说》近于地质学；《断刑论》《贞符》二篇扫除迷信。在那时候，有这种思想，这是韩愈所不及的。
（二）他的考订文很好。他既然喜欢读周、秦诸子，所以对于诸子的研究也很深。他做了许多考订真伪的文字，如：《辩文子》《辩列子》之类。虽然不及今人的精审，但在他的前后时代，是少有的。
（三）他有很好的寓言。寓言，在周、秦时本是很发达的；周、秦诸子，几乎没一个没寓言。在汉以后，善于作寓言的，就要算柳宗元了。如《蝂传》《三戒》，就是代表作品。虽然有时候是演绎周、秦诸子，然而他的作品，自有价值。因为周、秦诸子的寓言，多是片言只语，不能成篇；柳宗元的寓言，能独立成为一短篇，比较的文学意味更是丰富。例如：《捕蛇者说》出于《檀弓》“孔子过太山侧”，《梓人传》演绎《庄子》郭注“工人无为于刻木，而有为于运矩；主人无为于亲事，而有为于用臣”；《种树郭橐传》是演绎老子“无为而治”。然一经演绎，便更有趣味了。
（四）他的游记极好。柳宗元既被贬谪到湖南和广西，那两个地方的山水，是很好的，是很奇的。柳宗元虽然受了些辛苦，反而得到游览的机会；而他的山水小记，便成为千古绝作。虽在本书里，曾经指出他有学《山海经》《水经注》的地方，而他却自成格局，有独立的价值，可推为游记之祖。后来人描写风景的游记，都不能超出他的范围以外。
以上，柳文的长处说完了。再有一件事，我们应该知道，就是他的词赋和《楚辞》也有很深的关系。这是因为他的境遇和屈原相似，他所到的地方，又和屈原相同；所以他的辞赋，和《楚辞》的关系很深。不过在他的全体文学作品中，辞赋并不算好；他的最好的作品，还是考订文、寓言、游记。
再者，柳宗元自述他的文学渊源，见于《答韦中立书》，读者可以参考。不过，那些话，虽然是他自述，而他的观察点，和我们完全不同；所以他自己还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好处，自己还没有说出自己的真价值。
四、本书选录注解的标准
前一节已说过柳文的好处。本书选录，即以此为准。于考订文、寓言、游记，几乎全数选入。有思想的论说文，也选得很多。辞赋，因为非柳文的特色，所以不选。此外，选《送僧浩初序》，以见子厚对于佛学的观念；选《答韦中立书》，以见子厚自述文学的渊源。
注解方面，力求简明，可省则省，以便阅读。而据蒋注本校正通行本误处数记。更博采朱子、杨升庵、方望溪诸人之说，或校订其字句之讹，或考证其渊源所自。间亦窃以己意，曾发现子厚原文引书、用字之可疑者，以供读者参考。（如《送僧浩初序》引《鬻子法言》，确有小误。但不必为子厚病）。我固不敢轻议古人，然也不敢盲从古人。偶然举此为例，为初学者指示途径，他们自己或更有新发现，如此研究，对于古人，对于自己，对于后人，都是多少有一点益处的。
胡怀琛书于上海
192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