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大学》与“修齐治平”之道

大学·中庸[电子书]

  “三纲领”和“八条目”构成一个有机的逻辑整体,“三纲领”是最高境界,“八条目”是具体实践步骤。同时,“三纲领”和“八条目”内部也分别有一步步的阶梯,只有顺着这个阶梯不断努力攀登,才能达到理想中的目标。

  正因如此,朱熹把《大学》抬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他说,《大学》是“为学纲领”“修身治人的规模”,就像盖房子一样,读《大学》是为了搭好房子的“间架”,只有搭好了“间架”,日后才可以将其他书填补进去。他还说:“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朱子语类》卷14)

  总之,《大学》一书,以精练的笔墨展示了儒家思想丰富的精神内涵,揭示了儒家理想人格修为的整个过程,形成了一个由内圣而外王的缜密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尽管富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它仍然具有积极的成分。它提出的道德修养和实践步骤,仍能为我们所借鉴。直到现在,它的影子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隐时现。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吧,现在有许多人以修平、治平为名字,就是取意于《大学》里的修齐治平,它寄予了长辈的一种理想,期望下辈有抱负、有所作为。

  读书学习,最重要的一点在讲求方法,要知道哪些书宜读,哪些书不宜读,哪些书先读,哪些书后读。如此,才叫入了门。“四书”的地位,在宋代以后甚至超过了“五经”,长时间被统治阶级作为科举考试的教材,影响了中国的读书人达700多年。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四书”对于学习古代的文化思想知识是多么重要。今天,我们要想读一点古书,还是要以“四书”为门径。有了一定的基础,才可以深入学习其他古书。朱熹就说:“《四子》(即“四书”),《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卷105)上了梯子,就可以登堂入室。掌握了“四书”的要领,就可以进一步读“五经”,读“四书”,也要知所先后,因为这种书也有难易深浅的不同。朱熹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读。《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朱子语类》卷14)这就为我们指出了读“四书”的先后顺序。

  现代社会,我们当然不必像古人那样“十年寂寞抱遗经,圣路悠悠不计程”(《晦庵文集》卷4),读经要读一辈子,但是,我们要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要加强道德修养,仍当“务学修身要及时”(《晦庵文集》卷2),要趁年少之时,读一点《大学》《中庸》一类的典籍。朱熹《大学章句序》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三代之隆,其法浸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俯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

  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

  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覆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

  无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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