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这个很难说清楚。它作为一种气，是最大最刚的，用正直去培养而不伤害它的话，它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它作为一种气，与义和道是紧密配合的，否则，就会软弱无力。这种气是积累了义而产生的，不是靠偶然用义突袭一下就能取得的。只要行为使自己感到问心有愧，这气就会变得疲软了。我所以说告子从来不懂得什么是义，因为他把义看成是外在的东西。一定要在平日有所作为时自然合乎义，而不要故意做作，每时每刻都不要忘记此事，但也不要勉强去帮助它成长。不要像宋国人一样：有个宋国人，担心他的禾苗长不长，而把苗拔高了，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对家里人说：‘今天累坏了！我帮助禾苗生长了！’他儿子赶快跑去一看，禾苗全都枯萎了。世上不帮助禾苗生长的人实在很少。那些认为培养工作没好处而放弃的，就是不锄草的人；那些不按照规律硬去帮助生长的，就是拔苗的人。这非但没有好处，而且还害了它。”

　　公孙丑又问：“什么叫作善于分析了解别人的言辞呢？”

　　孟子说：“听到偏颇的言辞，我知道哪里片面了；听到过分的言辞，我知道哪里失误了；听到邪僻的言辞，我知道哪里背离正道了；听到躲闪的言辞，我知道哪里理屈词穷了。这四种言辞，如果从内心产生，便会在政治上产生危害；如果体现于政治举措上，便会妨害国家各种事务。即使圣人再出现，也必定会赞同我说的这些话的。”

　　公孙丑说：“宰我、子贡擅长讲说言辞；冉牛、闵子和颜渊善于阐述道德；孔子兼有他们的长处，但他还是说：‘我对于辞令，并不擅长。’那么老师（既知言，又善养浩然在之气）已经是圣人了吗？”

　　孟子说：“哎！这是什么话！以前子贡问孔子道：‘老师已经是圣人了吗？’孔子说：‘圣人，我还不能做到，我能做到的只是学习不感到满足、教人不知疲倦罢了。’子贡说：‘学习不满足，那是智的表现；教人不知疲倦，那是仁的表现。既仁又智，老师已经称得上是圣人了。’圣人的称号，孔子都不敢自居。你这是什么话！”

　　公孙丑说：“过去我听说过，子夏、子游和子张都各有孔子一方面的长处，冉牛、闵子和颜渊大体接近于孔子，但比不上他博大。请问老师自居于哪一种呢？”

　　孟子说：“暂且不谈这个。”

　　公孙丑说：“伯夷和伊尹怎么样呢？”

　　孟子说：“他们处世之道不同。不是他认可的君主不事奉，不是他认可的民众不使唤，世道太平就出来做官，世道昏乱便退而隐居，这是伯夷的处世态度。什么君主都可以事奉，什么民众都可以使唤，世道太平也做官，世道昏乱也做官，这是伊尹的处世态度。应该做官就做官，应该退隐就退隐，应该长久就长久，应该短暂就短暂，这是孔子的处世态度。他们都是过去的圣人，我没能做到他们那样。至于我个人的愿望，则是要学习孔子。”

　　公孙丑问：“伯夷、伊尹与孔子，他们能相提并论吗？”

　　孟子答道：“不。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能比得上孔子的。”

　　公孙丑又问：“那么他们有相同的地方吗？”

　　孟子说：“有的。如果他们得到方圆百里的国土而成为君主，他们都能使诸侯来朝见，天下统一。要他们做一件不合道理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来得到天下，他们都不会干。这是他们相同的地方。”

　　公孙丑再问：“请问他们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孟子说：“宰我、子贡和有若，他们的智慧足以了解孔子，即使夸张一点，也不至对所喜爱的人虚加赞扬。宰我说：‘以我来看老师，比尧、舜高明得多。’子贡说：‘见到一个国家的礼制，就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听到一个国家的音乐，就了解这个国家的道德。哪怕从百世以后来评价百世以来的君主，没有一个能违背孔子的主张。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能比得上孔子的。’有若说：‘难道只有民众如此吗？麒麟相对于走兽，凤凰相对于飞鸟，泰山相对于土堆，河海相对于路上的那些小水潭，都是同类。圣人相对于众民，也是同类，但却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同类，大大高出他的同类。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哪一个能像孔子那样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