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是古代少有的出色的理财家和经济改革家，为唐朝后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作为一个久掌财经大权、号令各方经济的重臣，能始终廉洁自守，生活俭朴，居食从不考究，他清廉俭朴的高尚品格和勤恳的工作态度更为后人推崇。

刘晏自幼天资聪颖，刻苦好学，七八岁时就能诗善文，被誉为神童，名噪京师。启蒙读物《三字经》中就咏道：“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称赞刘晏虽然年纪这么小，但却已经做官，担当国家给他的重任，要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只要勤奋好学，也可以像他一样名扬后世。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唐玄宗李隆基到泰山封禅，行至曹州行宫，看到了刘晏写的《东封书》，很高兴，一问，才知道他年仅十一岁，不禁又惊又喜，视为“国瑞”，遂将他带回长安，破格授予他一个小官。刘晏一生经历了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长期担任财务要职，一向“以爱民为先”，勤政廉政，除弊兴利，政绩卓著，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理财家。

长安是唐朝时的首都，人口多达近百万，致使关中地区生产的粮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不得不从东南各地大批调入。当时，运粮主要靠水路，其路线一直是从淮河进入汴水，再经黄河转渭水而进长安。然而，自安史之乱起，传统的漕运路线被切断，只好溯长江，渡汉水，抵洋州，再转陆路运输。如此一来，耗时过多，供不应求，造成了长安米价暴涨，一般平民常常没饭吃。刘晏接管理财工作以后，下决心解决漕运问题。为此，他亲自顺着黄河，到三门峡、硖石、河阳、洛口等许多地方详细勘察，找当地有关人员多次商讨，总结以往的漕运经验，亲自组织并指挥民工，迅速地疏浚了久已荒废的河道。接着，他又多方改善了航远办法，改革了漕运组织，大大缩短了漕运时间，使江南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进了长安，从而保证了长安的粮食需求和物价稳定。为此，老百姓无不欢天喜地。唐代宗也欣喜异常，称赞他：“卿真是朕的萧何呀！”

自安史之乱后，朝廷为解决财政困难，一改当初开放盐禁的做法，而实行了食盐专卖政策。在山海井灶产盐之地，设置监院，令专业产盐的亭户将所产之盐，全部卖给盐官，再由盐官转运各地，由官府卖给老百姓。由于盐官卖盐只收现钱或绢帛，百姓拿不出钱帛买盐只好淡食；各级盐业办理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贪赃枉法，处处敲诈勒索，使百姓深受其害。对此，刘晏首先裁汰了一批鱼肉百姓的盐官和盐政管理机构，并将原来的官产官销制，改为官府“收盐户所煮之盐，转卖于商人”。即允许私人产盐，也允许商人销盐，官府只控制货源。这一措施，充分调动了盐户和盐商的积极性，也节省了官府任用的产盐、运盐和销盐人员，当然就减少了贪官污吏。与此同时，刘晏奏请皇帝同意，严禁各地再对盐商增加税收，以免加重吃盐者的负担。随后，他又在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设立“常平盐”，即将盐运到那里储存起来，一旦缺盐，就平价抛售，以免商人抬高盐价，坑害百姓。此外，他还在吴、越、扬、楚四地设置许多盐仓，以备食盐歉收时，救济百姓。这样一来，大批盐吏被精简，盐价下跌，万民称颂。盐政改革后，国家的盐利收入明显增加，百姓用盐更加方便，史书上称之为“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真可谓“一举两得”。

唐朝自初期开始，规定丁男每年向国家交2石粮食，称为租；每年服役20天，不然则多交6丈绢或7.5丈布，称为庸；另交2丈绢、2.5丈布、3斤麻，称为调。除租、庸、调之外，农民还须按户交户税，按地交地税，并负担多种杂项徭役。据史载，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元月，“江淮饥，人相食”，但官府依旧横征暴敛。尤其是当时任租庸使的权臣元载，总以为江淮虽经兵荒，仍比其他地区富足。所以，不仅强征当年租调，还要把安史之乱以来共八年的拖欠租调，统统收上来。在他的怂恿下，差吏们竟包围民宅，强行搜夺，“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百姓们忍无可忍，不得不群起反抗，以至于震惊朝堂。刘晏上任后，立即下令各州县停止元载时的做法，并将差吏搜夺的百姓财物，如数归还各家各户。接着，“罢无名之敛”，即取消一切“乱摊派”，适当减免了一些税收，还赈济了一批贫困者。他还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新制定了两项灵活的赋税政策。一是“常岁平敛之，荒年济救之，大率岁增十之一”。即按年成好坏收赋税，但确保赋税额的持平。二是基于当时当地手工业比较发达，其产品在当地又消耗不了，便让盛产铜器、漆器、瓷器和绫、锦及文房四宝的地方，以这些产品，充当应交的赋税。这样一来，既调剂了商品的余缺，又方便了百姓纳税，深受百姓的欢迎和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