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使得“流民既归，户口亦息”，社会出现了相对安定富庶的局面。据《史记·平准书》记载：

汉兴七十余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当时百姓普遍养马，田野到处有马群可见。民风大有改观,一般人都自重自爱,不轻易犯法。百姓生活安逸，六七旬老叟也如孩童般在街市游玩作乐。

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文景之治”。

西汉初期的统治者在主观上想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但在客观上他们的内部矛盾很多。

汉高祖早在楚汉战争中，曾先后封了韩信、英布、彭越等七个异姓诸侯王。国家统一后，这些异姓王便日益成为中央集权的威胁。因此，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95年，刘邦便以“谋反”为借口，先后剪灭了六个诸侯王，只留下一个最小势力的吴芮。刘邦鉴于“亡秦孤立之败”，又将他的子侄分封了九个同姓诸侯王，共辖地三十九个郡。他还和吕后、大臣们杀白马为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他认为这样中央有皇帝统治，地方有刘姓诸侯拱卫，刘家天下就可以长治久安了。其实后来的情况与他的愿望相反。

在刘邦晚年，他为了确定继承人，伤透了脑筋。他原以吕后所生的长子刘盈为太子。后来又觉得刘盈懦弱，想改立宠姬戚夫人所生的如意。

吕后积极在幕后活动，问计于谋士张良。张良推荐东园公等四个隐居在商山的老人前来辅佐刘盈。这四个须眉雪白的老头子，被称为“商山四皓”。他们在刘邦面前竭力保举“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暗示不可动摇他的继承地位。刘邦认为太子羽翼已成，无法改立，只得作罢。

不久刘邦病逝，刘盈继承皇位，是为汉惠帝。

吕后支持儿子争夺皇位，这是封建贵族妇人的习性。可恶的是吕后利用儿子的懦弱多病，把政权逐渐抓到自己手里来，作恶多端。她先用毒酒毒死赵王如意，然后野蛮残忍地砍断戚夫人的手足，挖去眼睛，烧坏耳朵，又给她吞服哑药，投入厕所中，取名“人彘”，要惠帝去看，把惠帝吓得胆战心惊，从此得病。

吕后对内疏远刘邦旧臣，封自己的侄儿吕禄、吕产等人为王侯，并让他们掌握军事大权。

后来惠帝、吕后相继去世，吕禄、吕产等握住兵权不放，并企图叛乱。刘邦旧臣周勃、灌婴、陈平等商议平乱大计。周勃亲自到军中去说服将士反抗吕氏。他振臂一呼，将士们都袒露左臂表示接受指挥。然后率军平定叛乱，杀吕氏兄弟，夺回军权。周勃等迎刘邦的另一儿子、被封为代王的刘恒为帝，即前面已讲到的汉文帝。周勃安刘不仅稳定了刘氏一姓江山，而且除掉了吕氏叛乱集团，消弭了一场祸患，使人民免于战争、分裂的痛苦。

文景时期经济恢复，社会安定。随着经济的发展，那些刘姓诸侯王势力日益强大，结果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他们中有的地盘“跨州连郡，连城数十”。拥有铸币、收税和任免官吏等政治经济大权，不听中央命令，甚至发动武装叛乱。这在文帝时期已见端倪，太傅贾谊给文帝上《治安策》，已指出他们势力膨胀，跋扈难制，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文帝便将“齐分为六，淮南分为三”。到景帝时，中央与诸侯的矛盾尖锐化，御史大夫晁错上《削藩策》，指明诸侯王反叛形迹已露，建议削减他们的封地。

吴王刘濞反对削藩，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借口，联合七个诸侯国发动武装叛乱，率兵浩浩荡荡直指京都。出于妥协，景帝只得杀了晁错，但吴王仍不退兵，公然宣称要夺取帝位。

这时，景帝想起文帝的临终嘱咐，命令周亚夫率兵平叛。

这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他被汉景帝封为太尉，率军迎击叛军。周亚夫治军极严，有一次汉景帝亲到驻军的细柳营来慰问，军中没有得到大将军的命令，连皇帝也不放进来。进入军营后，也不许皇帝手下的侍卫亲信们骑马乱跑。周亚夫的军纪得到景帝的赞赏。周亚夫只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平定了七国之乱。吴王刘濞败走东瓯被杀，其他六个诸侯王也被迫自杀。此后，景帝将诸侯国的行政权和人事任免权全部收归中央，“令诸侯王不得复其国”，诸侯王割据地方的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周勃、周亚夫父子为稳定汉朝的统治，都立下了大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