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制度是由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成的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在周代以前，对于财产和权位的继承，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继承法。在商代三十一帝中，以弟继兄的达十四帝之多，这当中有很多矛盾和混乱。周自武王克商以后，便由周公第一次定出“父死子继”制度。周公帮助武王克殷胜纣，功绩很大，按照旧例“兄终弟及”来说，他可以继武王而当天子，但周公却拥立年幼的成王即位，这便是支持维护“父死子继”制的具体体现。但是，儿子多了，究竟立谁呢？周公已经考虑到了，他确定“立嫡”、“立长”两个原则。假若嫡庶都有儿子，照周朝的规定，只有嫡子才具有继统的资格，他年岁的大小在所不计，这就是所谓“立子以贵不以长”；假若嫡子很多，那就一定要以年龄最大的一位继承大统，他德行的好坏在所不计，这就是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有了这两条原则，自此以后，统治阶级内部的财产、权位继承法，大体上确定了下来。

周公制定的宗法制规定，周王的权位由嫡长子继承，周天子称为天下的大宗，是同姓诸侯的最高家长，也是政治的共主，掌握国家的军权和政权。分封的诸侯，对天子为小宗，在本国为大宗，其权位也由嫡长子继承。从卿大夫到士，其大宗与小宗的关系都相同。这些世袭的嫡长子，权力最大，他们代表贵族剥削和压迫平民。这样，就把全国贵族组成为一个层次分明的统治网。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礼仪制度。周王自称是天之“元子”，即天子，辅佐他统治国家的有太师、太傅、太保，称为“三公”，以下官职各有名目，各司其职。大小官职，世代相承，各有食邑，形成世卿世禄。

周公“制礼作乐”，使社会上统治与服从的秩序，井井有条。他对商朝的文化，采取虚心学习的态度，命令周朝贵族子弟学习商的文化艺术，从而产生商周混合的文化，这对后来我国文化的发展，影响很大。

周公知道，虽然东征胜利，但商朝旧贵族还在追忆过去的威福，不愿接受周朝的统治。这一部分被称为“殷顽”的顽固势力仍然威胁着新政权。周朝的国都镐京在今陕西，距离东方较远，周武王就说过：“要彻底铲除殷顽，必须营建新都。洛水和伊水的弯曲之处，是四通八达的平原，那里是夏朝都城所在。南望三涂山，北眺太行山，南临伊洛，北依黄河，正是建都的好地方。我们要在这中央的好地方治理民众。”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周公依照武王的遗言，就在洛邑（今洛阳市）大兴土木，营建东都。

当时的建筑技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已用瓦作屋顶，瓦的制法是先做成圆筒形的陶坯，然后割开坯筒，入窑烧造。四剖或六剖为板瓦，对剖为筒瓦。古人称剖瓦为“削”，削开后称为“瓦解”。那时，聪明的工匠们用板筑夯土做成墙，用黄土、砂子和白灰搅拌成“三合土”，涂抹地面和墙面，坚硬光滑。建筑群内外的排水设施十分合理、科学。整座建筑如今天我国北方流行的四合院。

东都建成后，周公就把一部分“殷顽”迁到那里，就地统治，并派出八师的军队监视他们。人们把新都总称“洛邑”。从此以后，周朝有两座都城，西都是镐京，又称宗周；东都是洛邑，又称成周。

东都的建立，把从宗周到成周之间的泾、渭、河、洛的千里之地，都包括在王畿之内。东都作为中央地区，是诸侯朝会、四方纳贡的重要中心。

周公自己常住洛邑，主持政务。他经常往返在镐京和洛邑之间。

周公为了加强对被统治阶级的镇压和防范，大力扩充军队。在镐京有“西八师”，用于宿卫；在洛邑有“成周八师”，用于镇守东方各地。每师有一万余人，十四个师共有十四万余人。而且各诸侯国也有自己的军队，大国三军，小国一军。军队的组成以战车为单位，一车称为一乘。车上是战斗的甲士，车旁是徒兵。你可以想象，每次出征的场面是何等的威风！

周公还损益商朝的刑法，以后逐步完善为五刑律令三千条之多！这种严密的法网，主要用来惩罚奴隶和平民。至于贵族犯法，则“刑不上大夫”，可以特赦或用金“赎刑”，以缓解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周公为周王室勤勤恳恳，事必躬亲，代理国家大事前后共七年。成王二十岁那年，周公还政于成王。从成王到他的儿子康王，周朝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这一时期在我国历史上称为“成康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