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气灯的气味和人呼出的气混合在一起。扇子扇的风使空气更加闷人。爱玛想到外面去，可是过道上挤满了人，她重新倒进扶手椅里，心跳不止，透不过气来。夏尔怕她晕过去，赶紧去酒水部给她买一杯巴旦杏仁露。

他返回座位时费了好大的劲，每走一步，都有人碰到他的肘弯，因为他手上捧着杯子；他甚至把四分之三泼在了一个鲁昂女子的肩上。那女子穿短袖，突然觉得有凉凉的东西流到腰间，便尖叫起来，似乎有人杀了她一刀。她丈夫是个开纱厂的，对这个笨手笨脚的家伙大光其火。她妻子掏出手绢，擦拭她那件樱桃色塔夫绸裙子上的水渍，这时他没好气地嘟哝着赔钱之类的话。夏尔总算回到了太太身边，气喘吁吁地对她说：

“天哪，我还以为过不来了呢！到处都是人！……人真多！……”

他接着说：

“你猜我在上面遇到谁了？莱昂先生！”

“莱昂？”

“没错！他一会儿过来向你问好。”

话没落音，永镇过去那位书记员走进了包厢。

他以洒脱的绅士风度伸过手来，包法利夫人不由得也把手伸过去，也许是受了某种更强有力的意志所吸引吧。自从那个春雨打着绿叶的晚上，他们站在窗前话别以后，她就再也没碰过这只手。不过，她很快意识到，在这种场合举止应该得体，便努力抛开痴痴呆呆的回忆，结结巴巴地匆匆说道：

“啊！您好……怎么？您也在这儿？”

“肃静！”楼下有人喊道，因为第三幕开始了。

“这么说，您就在鲁昂？”

“是的。”

“什么时候来的？”

“出去！出去！”

人们向他们这边转过头，他们才住口。

但从这时起，爱玛再也不往下听了。宾客的合唱、阿斯顿与仆人的那场戏、雄壮的D大调二重唱，对她而言，顿时都显得那么遥远，乐器的声音仿佛不那么响了，人物仿佛也离她远了。她回忆起在药剂师家打牌，去奶妈家那次漫步，花棚底下读书，火炉旁边促膝谈心，回忆起整个那段可怜的爱情。那段爱情是那样平静，那样悠长，那样谨慎又那样甜蜜，而她竟然忘到了脑后！他怎么又回来了？是什么机缘把他又安排进她的生活里？他站在她背后，肩膀靠着板壁；她感觉到他鼻孔里的热气自上而下扑进她的头发，不由得全身一阵阵颤栗……

“您觉得这有意思吗？”莱昂说话时俯下身子，挨她那么近，唇髭都碰到了她的面颊。

爱玛没精打采地答道：

“哦！上帝，不，意思不大。”

于是，莱昂提议到剧院外面找个地方去喝冷饮。

“啊！还没完呢！再看一会儿吧！”包法利说道：“她的头发散开了，看来是个悲剧结局。”

但是，爱玛对发疯那场戏不感兴趣，她嫌女演员的表演过头了。

“她叫得太厉害了，”她侧过身子对正在倾听的夏尔说道。

“是吧……也许……是有一点儿，”夏尔含糊其辞地应声说道，他一方面想老实说他觉得有意思，另一方面又想尊重太太的意见。

接着，莱昂叹了口气说道：

“这儿真热……”

“热得受不了！真的。”

“你觉得不舒服吗？”包法利问道。

“是的，我闷得慌；咱们走吧。”

莱昂先生殷勤地给爱玛披上带有花边的长披肩。他们三人走到港口，在一家咖啡馆玻璃橱窗前的露天座坐下。

开头的话题是爱玛生病的事，爱玛不时打断夏尔的话，说怕莱昂先生听了腻烦。莱昂则告诉他们，他来鲁昂，在一家大事务所干两年，想熟悉熟悉诺曼底的业务，因为这里的业务与巴黎办的有所不同。接着他又问起贝尔特、奥梅一家和勒弗朗索瓦大妈。因为当着丈夫的面，已经无话可说，交谈很快就冷场了。

从剧场出来的人群，有些打人行道上经过，不是嘴里哼着什么，就是扯开嗓门怪声高喊：喔，美丽的天使，我的露契亚！于是，莱昂以票友自居，谈起了音乐，说他看过唐比里尼、吕比亚、佩西亚尼、格丽齐（这四人都是意大利著名歌唱家。）四人的演出；与这些人比起来，拉加尔迪虽说眼下走红，但实在是算不了什么。

“不过，”夏尔正小口啃着朗姆酒汁冰糕，插进来说道，“据说他在最后一幕，演得非常精彩。真后悔没看完就走了，我正开始看出点味道呢。”

“没关系，”书记员接着说，“他不久还要演一场。”

可是夏尔回说，他们第二天就要走了。

“除非你愿意独自留下来，我的小宝贝，嗯？”他转向妻子补充一句。

这机会出乎意料之外，却正中小伙子下怀，他立刻改变策略，夸起拉加尔迪的末场戏。那真是棒极了，简直妙不可言！于是，夏尔坚持说道：

“你星期天回去吧。得，决定了吧。这对你的身体有好处，你不这样想就错了。”

这时，周围的桌子都收拾干净了。一名侍者不动声色地走过来，在他们旁边站定。夏尔会意，便掏出钱包。书记员拉住他的胳膊，甚至没忘多掏两枚白色硬币，扔在大理石桌面上叮当直响。

“真不好意思，”包法利嗫嚅道，“让您破费……”

那一位豪爽地挥挥手，表示无所谓，随即拿起帽子：

“那就说定了，明儿六点，好吗？”

夏尔再次表示他不能外出久了，但爱玛却没什么牵挂……

“这个嘛……”爱玛现出奇怪的微笑，吞吞吐吐地说，“我也不知道……”

“好吧！你再想想，咱们回头再说。夜半主意来嘛……”

夏尔接着又对一路陪送他们的莱昂说：

“如今您回到家乡了，希望您常来家吃饭，嗯？”

书记员肯定地说，那是少不了的，何况他的事务所有件事，还非得去去永镇。他们在圣埃勃朗道口分手，这时大教堂的钟正敲响十一点半。